为什么说熊十力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最深底色？

引言：一位哲学家在艺术领域的“缺席”与“在场”

熊十力先生（1885-1968）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界最具原创性与精神感召力的思想巨擘，以其镕铸佛学唯识宗、儒家心学与《周易》大化思想于一炉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为现代中国哲学重塑文化主体性、再造精神宇宙开辟了一条崎岖而壮阔的道路。

牟宗三先生曾赞誉其师：“五十年来，能开辟一新哲学之疑难，而自铸伟词以成其一家之言者，熊先生一人而已。”然而，当我们循着思想史的脉络，试图探寻这位先生在艺术领域的直接足迹时，却会遭遇一种意味深长的“缺席”。在其浩瀚的著述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一部如宗白华《美学散步》或邓以蛰《画论丛稿》那样系统的艺术哲学专著。无论是《新唯识论》的严密思辨，还是《十力语要》的精粹语录，艺术似乎并非其哲学言说的中心议题。

这看似的“缺席”，恰恰预示着一种更为深刻的“在场”。

熊十力的思想并非关于艺术的知识论述，而是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安身立命的本体论基石。他的哲学如同一股强大的思想潜流，不直接规定艺术的技法与形态，却从根本上塑造了艺术家的世界观、宇宙观与生命观，从而为一种具有中国文化主体性与精神深度的艺术实践提供了源头活水。

他并非艺术的“立法者”，而是精神的“铸造者”。其“体用不二”的本体论、“心物不二”的宇宙观、“返本开新”的文化观以及“工夫与本体一致”的修养论，共同构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系统。这个系统，虽未言艺，而艺之大道存焉。它深刻地回应了中国艺术的核心问题：艺术的真实性何在？创造的终极源泉是什么？艺术家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及，艺术创作与人格修养的究竟是何种关系？

本文正是在这一“缺席”与“在场”的辩证关系中展开。我无意于为熊十力先生“发明”一部他未曾书写的艺术哲学，而是旨在通过深入挖掘其哲学原典，阐明其思想体系中蕴含的丰沛的艺术精神。

一、基石：熊十力核心哲学观念及其内在的艺术精神

要理解熊十力思想对艺术领域的潜在辐射力，必须首先深入其哲学的核心地带。他的哲学不是一套外部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向内的、要求生命亲证的“工夫”哲学。其核心观念，如“体用不二”“心物不二”与“翕辟成变”“返本开新”以及重“直觉”与“体认”的修养论，共同构筑了一个生机勃勃、刚健不息的宇宙生命论。

这一哲学系统并非直接为艺术创作提供技术指南，而是从根本上重塑了艺术家看待世界、理解生命和进行创造的方式，为艺术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本体论基石。

（一）“体用不二”：艺术真实性的终极追问

熊十力哲学的基石是其反复申说、辩证精微的“体用不二”之论。此观念构成了其“新唯识论”的本体论核心，也是理解其思想如何通向艺术的关键锁钥。所谓“体”，并非指涉一个静止的、外在于现象世界的实体，而是宇宙万有之所以然的真实本体，是一个生生不息、恒常变动、刚健不已的生命大流。

熊十力在《新唯识论》中开宗明义：“本体非离用别有。即用为体，体为用体。体用一如，非有二物。”（熊十力，《新唯识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所谓“用”，则是此宇宙本体所显现出的千变万化、森罗万象的宇宙万物。

“体用不二”的核心在于破除将本体与现象、实体与功能、实在与表象割裂为二的传统形而上学迷思。熊十力严厉批判那种认为在变幻的现象背后有一个不变的“真如”本体的旧说，他认为这是“支离之见”。他坚称：“即用为体，离用无体”，现象（用）本身就是本体（体）的流行与显现，二者如水与波，不可分离。他强调，“吾所谓体，即是大用，即是变动。变动是真实，非虚幻也。”

这一深刻的本体论思想，直接对艺术创作的本质提出了终极的追问，其核心直指艺术的“真实性”问题。在熊十力看来，通常意义上的“写实”，恰恰可能是最大的“不真实”。如果一位艺术家仅仅致力于描绘他肉眼所见的“现实世界”，那么他所捕捉和再现的，并非事物本来的生命样态，即“本相”，而只是被我们的感官、概念和实用目的所筛选、固化和扭曲了的表象。熊十力将这种被主观意计所“执取”的世界称为“心相”。他在《存斋随笔》中明确指出：“画家状物，正为破除吾人在实际生活中一切执着的心相，而显示宇宙万有的本相。”

因此，艺术的真正任务，不是去模仿那个被我们日常认知所固化的“心相”世界，而是要“破执”，即破除主观意念的遮蔽，去体悟和彰显事物背后那个生机勃勃、变化流行的“本相”。

“体用不二”的思想为中国艺术，尤其是文人画的“写意”精神提供了深刻的现代哲学辩护。文人画所追求的“不似之似”或“神似”，其本质并非对物象外形的拙劣模仿，而恰恰是力图通过简练、生动的笔墨（用），去捕捉和表现山水、花鸟内在的生命节奏与宇宙精神（体）。当一位画家画山“山非山”，画水“水非水”时，他正是在实践一种“破执”的工夫，超越了山的物理形态和水的化学构成这种“心相”，而直趋其作为宇宙大化一部分的“本相”。

因此，艺术的真实性不在于对“用”的表象的精确复制，而在于能否通过“用”（作品的形式、笔墨、色彩）来彰显“体”（宇宙的生命本体）。这并非否定精微观察的价值。即便是工笔画，如果其精微的描绘能够突破形似的束缚，深入到物象的肌理、生长规律和内在神采，同样可以成为体悟“本相”的有效途径。正如熊十力所言：“即万化之流衍，见实体之神用。”艺术的真谛正在于从千变万化的现象中，彰显一种永恒而普遍的真实的生命结构。

在“体用不二”的本体论基础上，熊十力进一步展开了他的宇宙生成论，其核心是“心物不二”与“翕辟成变”。这一宇宙论将艺术家的创造活动，从一种个人的、心理的层面，提升到了一个宇宙论的、形而上学的高度，为艺术创作的终极源泉和神圣意义提供了有力的说明。

“心物不二”是对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心物二元论的根本性超越。熊十力认为，我们的心（精神）与外部的物（物质世界）并非两种截然不同的实体，而是同源于那个唯一的、生生不息的宇宙本体。他在《新唯识论》中论述道：“夫物之与心，初非异物。由实体之健动而为大用之流行也，其流行之不已也，乃成乎宇宙。”心是本体“灵明”一面的彰显，物是本体“健动”一面的表现，二者本质上是“一体之两面”。这一思想对于艺术家的启示是革命性的。它意味着，艺术创作并非一个孤立的“我”（主体）去观照、描绘一个外在的“它”（客体）。创作的过程，本质上是艺术家作为宇宙生命的一部分，与万物生命进行的内在的、深度的交流与共振。当艺术家面对山水时，他不是在画一块石头、一棵树，而是在与那作为宇宙生命显现的石头和树进行一场生命的对话。创作因此成为一种“天人合一”的生命体验，是“我心”与“物性”在更高层面上的统一。

那么，这个宇宙生命流行的根本动力是什么？熊十力从《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中汲取灵感，创造性地提出了“翕辟成变”的理论。他认为，宇宙本体自身内含着两种相反相成的根本功能或势力：“翕”与“辟”。他在《乾坤衍》中详尽阐释：“翕者，摄敛之义。辟者，发舒之义。”

“翕”是一种凝聚、收敛、内收、趋向统一的力量；“辟”则是一种发散、流行、外放、趋向分化的力量。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与毁灭，都是本体自身“翕”与“辟”两种功能相互作用、摩荡不已的结果。这种“翕辟”之争，正是宇宙生命力的体现。

重要的是，熊十力将人的“心识”活动，也视为“翕辟”功能在人身上的具体体现。他更进一步将“创造”这一人类最高级的精神活动，直接等同于宇宙本体的“辟”之功能。他在《十力语要初续》中斩钉截铁地指出：“创造是绝对无条件的，是辟之功能，是资养生命之根，不可一日不具。”这一论断赋予了艺术创作以无与伦比的宇宙论地位。艺术家的创造活动，不再仅仅是个人才情或技巧的展现，而是宇宙生命本体自我创生、自我彰显的最高形式之一。

所以，艺术家在创作时，就是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参与并体现着宇宙“辟”之功能，成为宇宙大化流行的自觉通道。这使得艺术创作具有了一种形而上学的神圣性与必然性。它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消遣，而是生命的本质要求，是人之为人的最高实现。熊十力反复强调“健动”与“精进”，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刚健不息的创造与实践，艺术创作正是这种“刚健精神”最集中的体现。

（三）“返本开新”：艺术创新的方法论

面对二十世纪中国“全盘西化”的思潮，熊十力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文化主张。这一主张不仅是他个人学术研究的路径，也为中国现代艺术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关系，提供了根本性的方法论指导。

“返本”就是要回归到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智慧源泉之中。熊十力认为，中华文化的“本”，在于孔孟儒家的仁义精神和《周易》的宇宙生命哲学。他坚决反对将“本”等同于僵化的、外在的典章制度或陈旧的知识体系。他在《十力语要》中说：“吾所谓返本者，是要人不忘其本而已。本，即是吾人固有文化之结晶。”他认为，只有深植于自身的文化土壤，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力与创造力。盲目地模仿西方，只会导致文化的“失魂”与创造力的枯竭。

“开新”则是在“返本”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以回应时代的挑战，开辟出新的文化境界。熊十力并非保守的复古主义者，他强调“本”是活的生命，必须在与现实的互动中不断生长、发展。他主张要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特别是其科学精神和逻辑方法。但他认为，这种学习，必须以我为主，是为了“开我之新”，而非“逐彼为新”。他在《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中提出，要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疏瀹”中国的传统智慧，使其焕发新的光彩。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本，其核心在于“体”的能动性与包容性。

“返本开新”的主张，为中国当代艺术家提供了一条处理文化身份认同的路径。它鼓励艺术家：

首先，要建立坚实的“文化自信”。不要因为西方艺术的强势话语而妄自菲薄，要相信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中蕴含着足以与世界任何伟大思想相媲美的智慧与精神资源。

其次，要进行“深度寻根”。这种寻根，不是对传统符号（如龙、凤、麒麟）的浅层挪用，而是要深入到中国哲学的内核，去体悟那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生生不息的生命感和内在超越的人格理想。

再次，要进行“创造性转化”。要敢于用当代的媒介、当代的语言，去重新诠释和表达这种古典智慧。“返本开新”是指导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化语境中，既保持文化主体性，又具有当代创造性的不二法门。

在熊十力的哲学体系中，认识论与修养论是密不可分的。他认为，要把握那个生生不息的宇宙本体（即“体”），不能仅仅依靠感官经验（“量智”）或逻辑思辨（“比量”）。因为感官经验只能触及现象的碎片，而逻辑思辨则容易陷入概念的游戏，二者都属于“心相”的范畴，无法触及“本相”。熊十力提出，要认识本体，必须依赖一种更为根本的、内在的认知能力，他称之为“性智”或“直觉”。

“性智”是一种超越主客对立的、直接的、当下的智慧。它不是向外驰求，而是向内返观。熊十力在《新唯识论》中说：“性智者，即是吾人生命之本源，乃宇宙之实体……此智是离念的，绝待的。”要让“性智”显现，就必须通过一种深刻的个人修养来进行“体认”的工夫。

所谓“体认”，就是用整个生命去亲证、去体悟那个本体。这要求修养者破除日常认知中的各种“习气”和“执着”，特别是“我执”（将自我视为一个孤立的实体）和“法执”（将世界万物视为固定不变的实体）。熊十力甚至认为，哲学在本质上更接近于诗，而非科学，因为它需要内在的体悟与生命的投入。

这一“工夫与本体一致”的修养论，对艺术家的要求远远超越了技术层面。它意味着艺术创作不仅是“手艺”的磨练，更是一场深刻的“心学”修炼。这对艺术家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首先，创作的准备是修养。真正的创作灵感，并非来自外部的刺激，而是来自内心的高度宁静与纯粹。艺术家需要通过内省、静观、澄怀等方式，扫除内心的尘埃，破除固有的观念和僵化的认知模式，让自己的心灵变得像一面“明镜”，能够直接映照宇宙生命的本相。这种状态，熊十力称之为“离念”，即摆脱概念思维的束缚。

其次，创作的过程是体认。在创作的瞬间，艺术家应该达到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此时，不再有主客之分，艺术家的“心”与所描绘之“物”的生命节奏合二为一。笔墨的挥洒、色彩的铺陈都是这种内在体认的自然流露，而非刻意的安排和设计。这正是中国传统画论中“意在笔先”和“气韵生动”的哲学基础。

再次，作品的品格是人格的显现。熊十力的修养论，与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人品即画品”“书如其人”的观念达到了高度的契合。一个内心浮躁、充满机巧的艺术家，其作品无论技术如何精湛，都难以达到高远的境界。因此，对于艺术家而言，最高的追求并非创造一件完美的“作品”，而是通过创造的过程来塑造一个理想的“人格”。艺术创作最终成为一种完整的人格修炼与生命实现的过程。

二、思想的显影：熊十力艺术观点的直接论述与间接印证

尽管熊十力先生的哲学体系博大精深，但他散落在著作中关于艺术的直接论述却如吉光片羽。这些论述虽然零散，却往往直指艺术问题的核心，也成为其哲学思想在具体艺术领域的回响。

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四川画家陈子庄这一深受其思想影响的个案进行深度剖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熊十力那些看似抽象的哲学观念是如何能够被一位艺术家所吸收、内化，并最终“显影”为独具一格的笔墨形态与艺术境界。

（一）吉光片羽的艺术卓见

在《存斋随笔》和《十力语要》等著作中，熊十力偶尔会就绘画与书法发表其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无一不贯穿着他“破执显宗”“体用不二”的核心思想。

关于绘画，他最核心的观点就是前文已述的“破执”之论。他认为画家状物的目的，在于“破除吾人在实际生活中一切执着的心相，而显示宇宙万有的本相”。这一论断是他整个艺术观的基石。

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们日常所见的“现实”是经过我们“分别心”和“计度心”加工过的产物，是一种被功利目的和概念思维所固化的“影像”。而真正的艺术，就是要用一种“直觉”的、整体的方式，去穿透这层“心相”的迷雾。他曾举例说，初生婴儿看世界，浑然一体，没有分别，那倒是接近“本相”。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修养，回归到一种类似的、前概念的、纯粹的观看方式。

关于书法，熊十力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书法是中国“第一艺术”。这一判断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美学思考。首先，书法是最能体现“体用不二”的艺术形式。书法的线条（用）本身，就是书写者生命气息、内在精神（体）的直接流露。笔墨的枯湿浓淡、节奏的快慢起伏，无一不是心性的直接显现。其次，书法是高度抽象的。它摆脱了描摹物象的束缚，以最纯粹的线条和结构，来表现宇宙的节奏和生命的运动，这与他追求“破执”、直显本体的思想高度一致。再次，书法最能体现“工夫与本体一致”的修养论。一笔一画，皆是数十年人格修养和笔墨锤炼的结晶，无法作伪。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在书法中暴露无遗。熊十力对书法的赞誉，实际上是在强调一种以生命为本源、以修养为路径、以精神彰显为目的的艺术理想。

（二）个案：陈子庄

如果说熊十力的艺术论述是其思想在理论上的“回响”，那么画家陈子庄（1913-1976）的艺术实践，则是其思想在创作上的“显影”。陈子庄，号石壶，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一位极具独创性的“画坛隐士”。他生前困顿潦倒，声名不彰，但其艺术成就却在他去世后日益受到学术界的推崇。陈子庄的艺术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的境界，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深受熊十力思想的熏陶和影响。

思想的渊源与内化

陈子庄早年投身革命，后因时局变化而归隐田园，潜心艺事。在思想上，他与同在四川的熊十力先生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并对其哲学思想，特别是《新唯识论》和《十力语要》，进行过深入的研读和体悟。与许多仅仅将哲学作为知识点缀的画家不同，陈子庄是将熊十力的思想，真正内化为自己观察世界、体验生命和进行创作的根本方式。他在其画语录中多次提到与熊氏思想相通的观点，如反对“死画照片”，强调“画贵有思想”，追求“天人合一”，这些都清晰地反映了熊十力哲学对他的深刻烙印。

“刚健精进”的创造精神在作品中的体现

熊十力哲学最核心的精神是“刚健不息”的生命创造精神。他反对一切形式的僵化与停滞，主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陈子庄的艺术，完美地体现了这种“刚健精进”的创造精神。他早年遍学宋元明清诸家，基础极为深厚，但他坚决反对成为古人的“奴隶”。

他曾说：“古人我不学，何有于今人哉？我但师法自然，而自出心裁。”这种“自出心裁”的勇气，正是熊氏“返本开新”思想在艺术上的具体实践。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对前人图式的简单模仿，而是一种全新的、发自内心的、生机勃勃的笔墨语言。他的山水结构奇崛，不拘一格。用笔看似稚拙，实则充满了内在的力量感和生命的跃动。这正是熊十力所赞赏的那种“辟”之功能的彰显，是生命创造力的勃发。

“情理相参”

熊十力强调，认识本体需要超越感官和逻辑的“性智”或“直觉”，这是一种融合了情感体验与哲理思辨的“体认”。陈子庄的创作过程正是这种“情理相参”的体悟之道。他的绘画不是对巴蜀山水风光的客观再现，而是他深入自然、体悟生命之后，将个人情感、生活阅历与宇宙哲理融为一体的再创造。

他在画语录中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真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善是对客观世界的肯定或否定，美就是情和理的统一。”这与熊十力强调的哲学需有“诗心”异曲同工。在他的作品中，寥寥数笔，画出江岸、泊舟与远山，大片的留白与淡墨的渲染营造出一种宁静、悠远而又略带孤寂的诗意。这其中既有他对夜泊嘉陵江的真实感受（情），也蕴含着他对宇宙、人生之“空”与“寂”的哲理思考（理）。情与理，在此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体用不二”的实践

陈子庄的绘画，尤其是其晚期炉火纯青之作，正是其“体用不二”思想在绘画实践中的绝佳范本。在他的画中，笔墨、形式、色彩这些“用”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为炫技而存在的，而是紧密地、不可分割地服务于其内在的精神意旨和对自然生命本体（体）的感悟。

那些看似随意的、率性的点和线却精准地传达出秋山的萧瑟、树木的坚韧以及整个画面蕴含的勃勃生机，笔墨已经完全超越了技术的层面，成为他心性的直接流淌。形式与内容、技巧与精神、画面与心性在此达到了“即用即体，体用一如”的高度统一。他自己也曾说：“画是人格的体现”，这正是熊十力“工夫与本体一致”修养论的最好注脚。

通过陈子庄这个案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熊十力的哲学绝非脱离实际的玄谈，而是完全可以转化为驱动艺术创作、提升艺术境界的强大内在动力。陈子庄的艺术以其深刻的哲理内涵和独特的笔墨语言证明：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其最终的成就不仅取决于其技艺，更取决于其思想的深度和人格的高度。

三、潜在的回响：熊十力思想对当代艺术思维的宏观影响

在非艺术的层面上，熊十力先生构建的 “新唯识论” 体系，以《新唯识论》改造佛教唯识宗 “万法唯识” 理论，破除 “体用割裂” 局限，提出 “体用不二” 本体论，将 “本心” 确立为宇宙与人生的终极根源，主张 “本体即作用，作用即本体”；同时以 “心性论” 重释儒学 “仁”“诚” 范畴，将 “仁” 界定为 “宇宙生命的刚健本体”，将 “诚” 关联 “本心的自觉与真实”，贯通心性论与宇宙论。其学说直接成为牟宗三 “道德的形而上学”、唐君毅 “心灵九境” 理论的重要思想源头，为现代新儒学学派确立核心理论框架，影响徐复观、钱穆等学者对儒学本体论的再思考。

熊十力思想的价值远不止于为陈子庄等少数艺术家提供精神滋养。在一个更宏观的层面上，他的哲学为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特别是在面对全球化、商业化和文化身份认同危机时，提供了一套深刻而持久的思想资源。尽管在当代的艺术展览策划、市场话语或批评文本中，我们很少看到对熊十力的直接引用，但其思想的潜在回响体现在对艺术家思维方式的塑造、对艺术生态价值向度的建构，以及对一种文化主体性的深层呼唤之中，这构成了一份今天仍然值得我们珍视并大力发掘的精神遗产。

（一）为中国当代艺术提供“向内转”的哲学路径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与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的对话、借鉴甚至对抗中展开的。这一过程在开阔了艺术视野、丰富了艺术语言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持续的困扰：如何摆脱对西方艺术范式和评价标准的依赖，建立真正植根于自身文化土壤的、具有主体性的当代艺术？许多艺术实践，或流于对西方最新潮流的浅层模仿，或满足于制造一些迎合西方想象的“中国符号”，而缺乏真正的思想深度和文化根基。

在这一困境中，熊十力的哲学为中国当代艺术提供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向内转”的哲学路径。他一生坚守“中国本位”的文化立场，主张中国学术思想的重建，必须从自身的文化大本大源中去发掘资源，而非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他在《十力语要》中疾呼：“今之学者，思想为西洋人所支配，无有独立精神。”对“思想独立”的强调，直接鼓励当代艺术家将探索的目光，从外部的、西方的艺术潮流，转向内部的、中国的文化智慧。

这条“向内转”的路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价值根基的转向。熊十力的本体论思想将艺术的最终价值，从外部的社会批判、政治波普或形式游戏，拉回到对生命本身的终极关怀和内在体验上。它提醒艺术家，艺术的根本任务不是去回应西方的某个理论，而是去体悟和彰显那个普遍存在于你我、万物之中的宇宙大生命。

其次，创作资源的转向。他鼓励艺术家认识到，中国的儒、释、道思想传统并非只是供人凭吊的“古董”，而是一个蕴藏着无限智慧与创造灵感的“活的”思想宝库。艺术家可以从中汲取关于宇宙、生命、心性、时空的独特观念，并将其转化为当代的艺术语言。

再次，审美范式的转向。熊十力的哲学，特别是其“体用不二”的思想，为一种不同于西方写实主义或纯形式主义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写意精神”或“意象美学”的当代转化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它鼓励艺术家追求一种“内外合一”“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

（二）艺术生态影响：建构文化主体性

熊十力思想对当代艺术的潜在影响，不仅体现在艺术家的个体思维上，更体现在对整个艺术生态的价值建构上。在消费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日益盛行的当下，艺术生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艺术容易沦为市场的附庸、资本的游戏，艺术品被等同于奢侈品，其精神价值被其商业价格所遮蔽。同时，一种“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态度，也使得艺术批判失去标准，艺术追求失去方向。

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熊十力的思想恰如一剂猛药，又如一盏明灯。他一生最为核心的关怀就在于“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在一个价值崩坏的时代，为中国文化重建一个坚实的精神支点。这一关怀对矫正当下的艺术生态弊病，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熊十力的思想为对抗艺术的过度商业化提供了精神武器。他所强调的艺术创作与人格修养的统一、“工夫与本体一致”的追求，以及艺术作为参与宇宙大化的神圣行为的定位都在根本上将艺术的价值，置于一个超越于市场价格的、形而上学的精神层面。它提醒整个艺术生态：艺术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卖”，而是为了“道”，为了生命的实现和人格的完成。这种对艺术“精神品格”的强调，是抵制艺术彻底商品化、娱乐化的最有力防线。

其次，熊十力的思想为对抗文化虚无主义树立了价值标尺。他坚信宇宙有一个生生不息、刚健不已的“实体”，人的生命与此实体相通，其意义在于不断地创造与实现。这种积极的、刚健的生命哲学是对一切虚无主义、颓废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根本否定。它为艺术的价值判断，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标准，即一件艺术作品，是否能够彰显这种生命的力与美，是否能够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是否能够体现出一种刚健、深沉、博大的气象。这为艺术批评提供了一个超越于形式分析和市场分析的、更为根本的价值向度。

四、永恒的遗产：熊十力在今天的意义

历经百年激荡，中国社会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浪潮中，我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物质丰裕和信息便利，同时也面临着精神价值失落、文化身份焦虑和生命意义迷茫的深刻挑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重温熊十力先生的精神遗产，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纯粹的哲学或艺术史范畴。他的思想如同一座巍峨的山脉为我们在浮躁的、碎片化的当代文化景观中提供了一个可以安顿身心、确立方向的坚实坐标。对于今天的中国艺术家而言，这份遗产尤其珍贵，它至少在三个核心层面为一种更有深度、更有根基、更有力量的艺术实践指明了方向。

（一）坚守中国文化本位

熊十力一生治学的根本出发点与归宿在于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他生当国家积弱、西学东渐的时代，目睹了国人中普遍存在的文化自卑感和“全盘西化”的激进思潮。对此，他痛心疾首，大声疾呼：“吾辈生值此世，人人皆应负起重振东方固有文化之责任。”他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主张在对自身文化“本根”有深刻自觉的前提下以开放的心态去“拣择”和“吸收”西学之长。这种“返本开新”的文化观为今日的艺术家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自处提供了根本性的指针。

在当代艺术领域，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国际交流机会，但也带来了一种强大的文化同质化压力。国际艺术界的展览、市场和话语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仍遵循着西方的范式和标准。在这样的生态中，中国艺术家很容易陷入两种误区：

一是放弃自身的文化语境，去迎合和模仿西方的艺术潮流，最终沦为“二手”的西方艺术家；

二是以一种猎奇的、表面化的方式，贩卖一些廉价的“中国符号”，将深厚的文化传统简化为可供西方消费的异国情调。

熊十力的精神遗产正是对抗这两种误区的有力武器。它教导艺术家，真正的“国际化”并非“西化”，而是在深刻的“本土化”基础上实现的。一位艺术家，只有当他深深地植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土壤对其精神智慧有切身的体认时，他的作品才可能具有真正的原创性和独特性，才可能为世界文明贡献出不可替代的价值。熊十力的思想为今日艺术家坚守文化本位、建立“从心所欲，无往不可”的文化自信，提供了最坚实的哲学基石。

在消费主义逻辑日益支配一切的今天，艺术面临着被彻底“物化”的危险。艺术品被视为投资工具，艺术活动被视为社交点缀，艺术家的成功被等同于其市场价格。在这种背景下，艺术创作的内在动机，极易被外在的功利目标所腐蚀，创造的乐趣，也容易被成功的压力所取代。

熊十力的生命哲学为艺术的“去物化”和“再神圣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在他看来，“创造”是宇宙的本质，是生命的本能，是人之为人的最高价值所在。

他反复强调，宇宙本体是“健动不息”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参与这种刚健的、创造性的“大化流行”。他在《新唯识论》中充满激情地写道：“功能发见，是为创造……宇宙无尽，创造无穷。”

这一思想，将艺术创作从一种“职业”提升为一种“天职”；从一种“生产”提升为一种“创生”。它提醒艺术家，创作的最终目的，不单是为了生产一件可以出售的“物品”，更是为了实现一次深刻的“生命体验”。创作的过程是艺术家生命力最旺盛的勃发过程，是其精神能量最集中的凝聚，与宇宙大生命最深切的交流。

这种对“生命创造力”的无限尊崇，能够帮助艺术家在浮躁的市场环境中，保持内心的定力，守护创作的纯粹性。它让艺术家明白，只要创作的过程是真诚的、是充满生命激情的，那么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具有了不朽的价值。

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领域的细分和人的“碎片化”。艺术家被定义为一种专业的“生产者”，其作品的评价也往往与其个人的人格、修养相分离。这种“艺”与“人”的分裂常常导致一种现象：艺术家在作品中探讨深刻的社会或哲学议题，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可能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熊十力的“工夫与本体一致”的修养论，正是对这种分裂的有力批判。他继承并发展了儒家“内圣外王”和“知行合一”的传统，强调真正的智慧，必须通过生命的实践来亲证。对于艺术家而言，这意味着艺术的创作（外王）与人格的修炼（内圣），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认为，“学者之所学，不止增益知识而已，乃所以变化气质也。”（熊十力，《十力语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这一思想为中国传统艺术中“人品即画品”的观念提供了坚实的现代哲学基础。它要求艺术家不能仅仅满足于磨练绘画的“技术”，更要致力于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艺术家需要通过读书、穷理、静坐、内省等一系列“为己之学”，来不断地“变化气质”，破除我执，开阔心胸。

只有当艺术家的心胸变得像天地一样博大，其人格变得像高山一样沉雄时，他的笔下才可能真正流淌出具有博大、沉雄气象的作品。这种对“内外合一”境界的追求为艺术家指明了一条艺术与生命共同成长的道路。它让艺术创作超越了职业的范畴，成为一种塑造完整人格、实现终极关怀的、值得用一生去践行的“志业”。

结论：

综上所述，熊十力虽未曾为艺术著书立说，却以其整个哲学体系为中国艺术的现代发展提供了一套安身立命的“道”，而非具体的“术”。他的哲学如同一面深邃的明镜，映照出艺术在现代社会可能面临的种种困境：文化失根、精神虚无、过度商品化。因此，他以其刚健不息的生命哲学，为走出这些困境，提供了根本性的方向。

其“体用不二”的本体论，引导艺术超越对“心相”世界的表面模仿，回归到对宇宙“本相”的生命体悟，为艺术的“真实性”确立了形而上的根基。其“心物不二”与“翕辟成变”的宇宙观，将艺术创作从孤立的个人行为，提升为参与宇宙大化流行的神圣实践，为艺术家的“创造”赋予了终极的意义与价值。其“返本开新”的文化观，为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化的惊涛骇浪中，如何坚守文化本位、实现创造性转化，提供了辩证而智慧的航图。其“工夫与本体一致”的修养论，则深刻地揭示了艺术创作与人格修炼的内在统一性，呼唤一种“艺”与“人”共同升华的崇高境界。

尽管在当下的艺术界，熊十力的名字或许依然显得有些遥远和陌生，但他的思想所代表的精神向度已经如盐入水，包括那种对文化主体性的坚定守护、对生命创造力的尊崇、对内外合一境界的执着追求，无形地渗透在一切有志于探寻中国文化精神内核的艺术实践之中。

对于任何一位不满足于追逐潮流、不甘于在市场的喧嚣中迷失方向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而言，重新走近熊十力，深入其博大精深的哲学宝库，不仅仅是一次知识的补课，更是一场精神的返乡，因为在那里蕴藏着足以抵御时代虚无、滋养艺术生命的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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