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昱坤
看到法融禅师的一句话: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结合起今天的艺术,越发觉得这是一句不全的话,无奈,吊诡,充满悲伤和认命。十年前,我刚步入艺术行业时,阿瑟.丹托去世了,我走进不再线性、光怪陆离的艺术行业当中,支撑我的是于文化的敬畏和一种新鲜、奇怪的憧憬;十年之后,汉斯·贝尔廷也去世了,像是给我的这种憧憬画上一个仪式般的句号,尤其是在这种后疫情悲壮的时代,”去世”已经成为一种事件,因此事件化的标签与阅读碎片基本上可以替换一个人,纵使他有再高的成就,也通常会被这种”标签”误解。但我还是想起十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走过十年之后,发觉也只有如贝尔廷这些前辈的存在,我所做的事还能被称之为”艺术”,那并非是终结的艺术,因为贝尔廷先生活着的时候也不这样认为。
我没有很多能力去综述他的一生,但是一定要写点什么表达敬意。从去年到今年,为艺术和当代文化价值作出贡献的许多艺术工作者去世,虽然互联网信息碎片的泛滥让人猝不及防,但是艺术的历史会记得他们。艺术始终是虚构的,因此所谓的艺术市场也是虚构的,就像货币的幻象一样,但价值是真实的,在艺术里面可以窥探到一个清晰的社会,可以让现实的社会更好,就像打预防针一样去强壮社会,这是今天艺术的价值,也是让我奉为圭臬的工作准则,而这个准则的最初,是源自汉斯.贝尔廷。我没有见过他,上学时读他的书,就像一位儒雅的老者坐在我面前,慢条斯理的去说我该做什么。终结不意味着末世,”终结”的旧义是揭露或者除去面纱,甚至也有变迁的含义。他理清了一个艺术时代的转折,曾经的以进为进,以保证游戏不间断进行下去的规则画上了句号,就像他说的,老剧本被打断,新剧本早就上演,而观众手里却还拿着旧的节目单而误会了它。只是我们今天愿意活在”误会”当中,比如欧洲艺术史曾经制定了一套标准,试图把观念和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架里,似乎执着于给这种虚构的文化套上一种真理,于是,当我们盲目的选用这种”真理”去评论艺术时,我们仍然坠入那种线性的精英思维当中,在巨大的艺术史面前妥协,似乎成为了一种艺术行业快速、稳妥生存的法则。
贝尔廷先生正是以极大的勇气打破了这种法则,他跳出了西方艺术史长久以来的统一框架,摆脱了传统、集中的思维,敢于否定这头艺术史的巨大猛兽。他的勇气来源于新艺术和这个时代,从”艺术史的终结”到”全球艺术”,他始终在不断更新自己对艺术价值的判断,不断的重新检验自身并且重新面对当下的各种艺术实践。他明确指明,艺术被”框架化”的时代结束,一个以开放性、不确定性为特征的时代来临,这是一个不委身于艺术史的时代。
这便是他所说的”终结”,从传统的面纱中走出来,到底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是多媒体艺术?潮流艺术?还是别的什么艺术?背后仍然是文化的力量。许多年以来,”文化”始终是人们尊敬、观察,并且不断与之抗争的东西。艺术被文化捆绑,又仍然回到黑格尔的艺术史老路;艺术脱离文化,独立生存,又容易使其走向虚无。虚无是今天艺术的困境,对此,汉斯贝尔廷说,艺术家和哲学家是文化的制造者,他们传达文化的方式是让观看最终转化为知识和理解的合体,然而,他也表示了其中的无奈,他说,今天我们越来越少的生产自己的文化,而越来越多的开发更好的技术,借此进行他者文化的再生产。同时随着教养的失去,人们也不再耐心于文化义务的培养,而是出现了对娱乐文化的期望。人们寻求惊喜而不再是教诲,希望某种奇景得以激发出来,使我们可以参与其中,而不必再去理解什么。于是,艺术家在”改造”的口号下,娱乐而且毫无尊重的重演艺术史。
贝尔廷先生1935年出生,抛开他行文措辞的才华不谈,言语中始终带有长辈的庄重和严肃,他对”娱乐”也带着一种否定的态度,但这是不争的事实。文化要占领艺术,当代美术馆的存在也不是呈现艺术,而是呈现一个不断扩展的世界,这时的艺术还是艺术吗?他谈到过去的艺术,那是一种文化下面的有特权的从属概念,可以免于社会压力的胁迫,也没有义务承担其它的文化责任,然而今天的艺术通常对意识形态化或者政治化的时候,它不堪其扰,如贝尔廷所说”文化要用最后的储备让自己继续有效下去”,就只能依靠艺术去展示这种畸形的”娱乐”化。但这终究是好事,艺术具备了所有可能的功能,没有专家也没有业余。贝尔廷先生建立了一个艺术民主的乌托邦,有如此惊世骇俗之语的还有一些人,如鲍德里亚、鲍里斯·格罗伊斯、法兰西斯·福山等。
归根结底,今天的艺术理论的工作已经变得无比巨大,无从下手。在不久前的一次艺术研讨会上,仍然有一位国内知名的艺术评论家,对着一位画了7年的女艺术家说她”业余”,这让我想起了贝尔廷说过的一句话,艺术家的理论占据了曾经的艺术理论的位置,普遍的艺术理论缺失,艺术家拥有建立个人理论的权利,并将之在自己的作品中诉诸表达。无论是诉说一种现象,还是提出一种观点,贝尔廷的论断就像告诉你”你会死掉”,让你安心的接受死亡,他没有告诉你应该怎样更好的活着。与之不同的是,仍然活在这种”框架”误解中的国内理论工作者或者艺术评论家,却如同框架的帮凶,去谋杀掉所有创新,他不会告诉你”你会死掉”,更不会告诉你如何更好的活,而是拿一种过去的意义律法来宣判现在眼前这个活生生的艺术家的未来,判处艺术家精神死亡。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今天的观念、形式也极其容易成为与之共谋的帮凶,这让我们越来越怀念”自主性”,怀念我们能够做自己的时光,贝尔廷先生没有明说,但”终结”中也许包含着一种对于”自主”的悼念。
艺术史的终结无处不在,无法避免,理论工作者的工作无法开展已成事实,膨胀、混乱的当代艺术史需要更多的贝尔廷先生,因为我们不只需要有人告诉我们生命是有限的,也需要有人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生活。而作为理论工作者本身,过去十年的认知起点,也是基于汉斯·贝尔廷,他启发了我艺术时代的开放,我才花费很大精力去研究社会学、宗教和政治学,虽然普莱西奥斯说”所有艺术史都是历史的理论”,但我也想回到当代,所有人文学科的终点不正是”见众生”吗?我在自己的文章中经常写到”艺术是一场拥抱”,是想让它回到”人”本身,但这充其量也只是一种理想,并未形成一种解决书写问题的方式。巨大的艺术史是以风格叙事为主进行线性进步的书写模式,但这样的方式无法给予理想化的古代艺术以最为客观的评价,从前卫艺术开始有了第二种方式,就是从个体的视角去评论艺术史现象,但这种方式也存在问题,从拒绝被艺术史接受到被艺术史书写所收编,前卫艺术沦为一种要么被终结、要么被占有的境地。贝尔廷先生提出了”第三种艺术史”的概念,他希望将古代艺术和现代艺术收入到一个共同的叙述之中,与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实践互补。但是现代艺术已经成为历史,艺术史叙述的便利会导致一种认知惰性,贝尔廷先生提醒我们要摆脱这种惰性,但是摆脱惰性之后要怎么做,他并没有说,毕竟人生命有限,有些事情必然是要留给我辈来做的。
贝尔廷先生是有理想的,他提出了”全球艺术”的概念。他清楚今天的境遇,今天的艺术品更多取决于其收藏者,而不仅仅是艺术家。因此,也只有进入艺术史的作品才能被人鉴定为”艺术”,能否进入艺术史,乃至于能否进入大众视野,进入市场,都取决于画廊主的市场策略。”艺术”这一虚构的概念像是一场大戏,等到画廊主、策展人、艺术评论家、收藏家、媒体等等各种角色齐聚一堂之后,大戏便开始了。因此,思考这种权力的背后,更多还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预,西方学者在讨论艺术史终结时,非洲学者表示他们的艺术史才刚刚开始,艺术史与理论的书写是一项混沌、暧昧甚至混乱的工作,由此也能看出贝尔廷先生的理想,虽然他并未解决所有问题。贝尔廷认为当代艺术的首要特征在于它的”全球性”,这大概是一种好的初心,无论是否成为一种新的话语霸权,都不能忽略贝尔廷先生的普世之心。如果艺术是一株植物,汉斯·贝尔廷未免不是一场暴雨,他并非要摧毁艺术,而是使其重生,在重生中成长,必然增加生命的重量。
1995年,汉斯贝尔廷出版了《艺术史的终结——10年修正版》,他确定了12年前自己的预测是准确的,这期间艺术的光怪陆离和泛滥成灾,让艺术彻底的脱离掉框架,大众文化和消费时代令今天艺术更是充满危机和反思的气质。他在书中说,自治的艺术寻求自治的艺术史,这种艺术史不受其它历史污染,承担自身的意义。但这些今天已经不存在了,艺术史的时代与博物馆的时代同时完结了。从他的文字能看出来,他曾经尝试性的寻找过艺术的出路,只是这项工作如同西天取经般艰难,需要无比决绝的虔诚和广博思考的格局。
所以,与其成就相比我更加敬佩贝尔廷先生的执着与勇气,他演绎了一位现代学者该有的风范,就是扩大视野与不断反思。他的很多工作都令人钦佩,他致力于欧洲社会中图像的功能作用以及图像与绘画艺术发展关系的研究,通过在中世纪研究与现代、拜占庭世界与西方艺术之间建立联系,包括在阿拉伯世界的视觉理论与文艺复兴时期透视图像的诞生之间建立联系,在具象文化的领域做了很多工作。他的视野广博,从拜占庭圣像到西方现代性特征的”艺术崇拜”的胜利,又到艺术史宏观叙事模式的批判,从他的文字中能够看到如此广博的涉猎背后蕴藏着的卓越的智慧。同时他也不断反思,修正,提出卓有洞见的问题。贝尔廷先生并非完美,却无愧于”艺术史家”的称谓,虽然他是第一个提出”艺术史终结”的人,但这未免对一代人都产生过影响。今天的社会并不能造就艺术史家,然而名利场却可以,理论工作者对于艺术的传递与构建在今天丧失标准,一切都只是”相对而言”。如果在这个标准上来说,汉斯·贝尔廷值得尊重和缅怀,正在与他明白艺术的开放属性,而非绝对的”相对而言”,毕竟在今天的艺术里没有一条准则可以成为一条普遍法则,但这终究不会影响艺术的传播,从一个艺术家到另一个艺术家,从一个团体到另一个团体,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一条价值的准则被传播出去,也必然被重新评估、判断。如此说来,一旦将艺术定义为任何封闭的概念,都将导致新的艺术价值准则成为旧的艺术价值准则终结的理由。这就是90年代初”中国画穷途末路” 等等惊世骇俗的论断横空出现的原因,人们来不及去思考它的对错便为之欢呼雀跃,这是因为当时终于打破了过去封闭的框架,”终结”一词在西方被贝尔廷提出后同样也成为一种时尚。
中国社会对于”艺术”始终是特殊时期,”艺术的反常”才是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正常状态,这也与特殊的社会形态与历史环境有关。因此这种自我反思的自治精神是始终都不曾存在过的,经过经营的艺术史衍生出一种暗箱操作的标准。艺术家若想生存的容易,便只有将自己工具化,然后去拥抱这种标准。比如评论家和策展人身份的重合,使中国当代艺术评论堕落为一种直白的市场营销文案,理论工作者失语或者缺席的状态,更是让”娱乐”趁虚而入。中国的当代艺术是一种大规模生产伴随着大规模消费的状态,而这种所谓的”大规模消费”,在全部的艺术市场份额中也不到5%。艺术品可以用金钱买到,但如贝尔廷先生所说,艺术当中真正的文化价值还是在于作品之内。这时,让艺术生产不再受制于艺术消费,而是实现自身的文化诉求,这自然成为我辈理论工作的责任。从这点来说,汉斯·贝尔廷的离开无疑是一种损失。也许我们怀念贝尔廷先生,更是那个自治艺术史的时代,那种不断自我反思的理性精神。
艾略特写道,宣告结束也即着手开始,终点正是我们出发的地方。今天的艺术不以批判代替认知。更何况,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连语言的意义也已经解构了,今天通常所见的颠覆和批判往往只剩下个姿态。对于离开的贝尔廷先生来说,我们所能得到的终究只有记忆。去描述它的时候,也就只剩下被顺理过的句子,被语言的结构筛下的一点碴汁。纵使如此,除却生前身后的浮名之外,我更愿延续那些纯粹的部分,让故去的生命变迁成为未来的工作和艺术生命的呼吸。
谨以此文,悼念卓越的德国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先生!
李昱坤 写于2023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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