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学术思想的系统性贡献及其历史回响

作者：李昱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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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泽厚学术思想的系统性贡献及其历史回响**

**摘要：** 李泽厚（1930-2021）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思想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的学术生涯与共和国的历史进程紧密交织，其思想成果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文革”后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更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为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独特的哲学视角。李泽厚的学术贡献是系统性与整体性的，他以“实践”为核心，试图融通马克思主义、康德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建构起一个涵盖历史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的宏大哲学体系。他提出的“文化心理结构”、“主体性实践哲学”、“情本体”等原创性概念，以及他对中国思想史“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经典论断，至今仍在学术界引发着持续的讨论与回响。本文旨在系统阐释李泽厚一生的全部学术贡献，梳理其思想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脉络，探讨他如何承续前人、启发后学，并分析其治学方法与思想策略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 李泽厚；实践美学；主体性哲学；文化心理结构；启蒙与救亡；情本体

### **引言：思想史的“重构者”与哲学体系的“建构者”**

李泽厚先生的学术生涯，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现当代思想史。他以其惊人的思想穿透力和宏大的理论抱负，游刃于历史与哲学之间，穿梭于古典与现代之间，横跨于东方与西方之间。他既是思想史的“重构者”，以其独特的框架和犀利的笔触，重新梳理了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数千年思想流变；他又是哲学体系的“建构者”，以“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为基石，搭建起一座融合了马、康、儒的哲学殿堂。

[cite_start]著名学者刘再复在《李泽厚美学》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李泽厚的美学思考，总是与他对人类、对中国的整体命运的思考联系在一起。他的美学，不是书斋里的美学，而是与历史、与人生、与时代风云紧密相关的‘大美学’。”这段话精准地捕捉到了李泽厚学术思想的根本特征：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宏大的理论视野。他从不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始终将学术研究视为回应时代挑战、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途径。李泽厚自己也曾说：“偶然与必然应是历史哲学的中心范畴。” [cite: 141] 这句话既是他研究历史的方法论，也暗含了他对自己思想命运的某种自觉。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崭露头角，到八十年代以“思想解放”的旗手之姿风靡全国，再到九十年代后旅居海外持续发声，李泽厚的思想始终处在争论的漩涡中心。他的《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著作，不仅是学术界的经典，更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学者余英时在评价“李泽厚现象”时指出：“李泽厚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所扮演的是思想启蒙者的角色，他的著作之所以在当时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根本原因在于他以一人之力，承担了为刚刚走出思想牢笼的知识青年提供一套完整的、用现代观念对中国历史与文化进行系统性解释的知识体系。”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对李泽T厚学术贡献的系统性阐释：第一部分，将深入剖析李泽厚作为思想史家的卓越成就，重点分析其“思想史三论”如何重构了中国思想史的叙事框架，特别是其对“文化心理结构”和“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的阐发。第二部分，将聚焦于李泽厚的哲学建构，系统梳理其以“实践”为核心的“主体性哲学”体系，包括其历史本体论、认识论和“积淀”学说。第三部分，将探讨其在中国美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阐释其实践美学、“美的历程”以及“崇高”与“悲剧”等理论的深远影响。第四部分，将专门分析李泽厚的治学方法与思想策略，如他晚年提出的“西体中用”说及其独特的思想对话方式。第五部分，将总结李泽厚思想的历史遗产与当代回响，探讨其思想如何启发后人，以及学界对他的主要批评与争论。通过这五个部分的系统梳理，本文力图呈现一个全面、立体、深刻的李泽厚。

### **一、 中国思想史的重构：从“文化心理结构”到“启蒙与救亡”**

李泽厚最为人所熟知的成就，或许是他作为一位思想史家的成就。他的“思想史三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以其宏大的结构、独特的视角和精辟的论断，彻底改变了此前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面貌。他并非简单地铺陈史料，而是带着强烈的哲学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进入历史，试图从思想的流变中勘探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深层构造。

#### **（一） 古代思想史：文化心理结构的奠基**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李泽厚的核心关切是探寻塑造了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如何奠定和展开的。他认为，要理解中国，就必须理解这一结构的起源、特征及其运作方式。

1. **孔子再评价与儒家思想的实践理性**

[cite_start]李泽厚思想史研究的起点，是对孔子的重新评价。他将孔子置于“轴心时代”人类文明演进的宏大背景下，指出孔子的核心贡献在于完成了“巫史传统”的理性化和人道化。孔子之前的“礼”，是与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紧密相连的外部规范。而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以‘仁’释‘礼’，将社会外在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cite: 345] [cite_start]这一转化，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创举”，它“为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奠下了始基”。[cite: 345]

李泽厚将“仁”的结构剖析为四个层面，这四个层面相互关联，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1） **血缘基础**：“仁”的起点是“亲亲”，即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爱。他引用《论语》中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来论证，儒家伦理的根基在于家庭内部的自然情感。

[cite_start]（2） **心理原则**：由血缘情感出发，通过“推己及人”的心理移情，将“爱”的原则扩展到社会关系之中。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道”。李泽…厚强调：“最为重要和值得注意的是心理情感原则，它是孔学、儒家区别于其他学说或学派的关键点。”[cite: 349-350]

（3） **人道主义**：将“爱”的原则普遍化为一种对人类的普遍关怀，即“泛爱众”。这体现了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原始人道主义精神。

（4） **个体人格**：最终，“仁”要求个体通过道德修养和践履，塑造一种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理想人格，即“杀身成仁”的“志士仁人”。

[cite_start]这四个层面构成的“仁”学结构，其精神内核被李泽厚概括为“实践（用）理性”。[cite: 348] [cite_start]他指出，儒家思想的特征在于“强调情感与理性的合理调节，以取得社会存在和个体身心的均衡稳定”。[cite: 351] [cite_start]它“不需要外在神灵的膜拜、非理性的狂热激情或追求超世的拯救，在此岸中达到济世救民和自我实现”。[cite: 352, 353] 这种立足于现实人生、强调情感与理智平衡的“乐感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主体。它与西方基于“原罪”的“罪感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

2. **儒道互补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cite_start]如果说儒家思想塑造了中国人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一面，那么道家思想则为他们提供了精神上的退路与慰藉。李泽厚深刻地揭示了“儒道互补”作为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另一重要特征。在《庄玄禅宗漫述》一章中，他指出，庄子最早提出了“反异化”的思想，要求个体从社会、名利、甚至语言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达到“身心的绝对自由”。[cite: 408, 409]

[cite_start]庄子哲学是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追求一种“游”的精神境界，在艺术和审美中安顿个体生命。[cite: 410] [cite_start]这种思想在魏晋玄学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并最终与佛教结合，催生了最具中国特色的禅宗。李泽厚认为，禅宗的“悟道”，是“要求彻底破除任何对语言、概念、思辨、修养、权威的执着”，[cite: 413, 414] [cite_start]在“瞬刻中见永恒，刹那间可终古”。[cite: 416]

儒家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道家的“道法自然”，共同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两极。得意时，他们以儒家经世；失意时，则退入道家或禅宗的审美世界中寻求精神慰藉。这种“儒道互补”的结构，使得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韧性与调适能力。

3. **秦汉帝国与文化心理结构的定型**

[cite_start]李泽厚认为，先秦诸子的思想在秦汉大一统的帝国体制下，最终汇流并定型。他在《秦汉思想简议》中指出，“与完成大一统专制帝国适应，各家学说逐渐合流，儒、道、法、阴阳为主干。” [cite: 399] 其中，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学，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建构起一套“天人感应”的宇宙论图式，为君主专制提供了合法性论证，从而确立了其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

[cite_start]这一“天人宇宙论”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最终完成。李泽厚强调，“秦汉不但在物质文明而且也在整个文化心理结构上为中国后代形成了模式和基础，是原始儒学的真正落实。” [cite: 404] [cite_start]这种结构有其优点，如“乐观坚韧的整体精神”，也带来了严重的弊病，如“封闭顺从的奴隶性格和经验论的思辨水平”。[cite: 406] 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政治制度到日常伦理，从医学（如《黄帝内经》）到艺术，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模式，并一直延续至今。

#### **（二） 近代思想史：“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进入近代，古老的中华帝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以其高度的理论概括力，提出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这一核心论题，作为解读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钥匙。他认为，这是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和政治选择的根本线索。

1. **“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逻辑**

“启蒙”（Enlightenment）的主题，是思想的现代化，旨在用西方的“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来批判中国的封建传统，核心是追求个人解放、个性自由、独立平等的价值。其目标是改造“国民性”，建立一个现代的公民社会。“救亡”（National Salvation）的主题，则是政治的现代化，旨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核心是追求国家独立、民族富强。其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

[cite_start]李泽厚敏锐地指出，在中国近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两个本应相辅相成的主题却呈现出一种紧张甚至对立的关系。他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开篇即言：“‘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众多论著常常笼统地歌颂它们，较少注意二者的复杂关系及由此而来的思想发展和历史后果。” [cite: 171] 他认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基本旋律就是“救亡”一次又一次地压倒、中断甚至扭曲了“启蒙”。

[cite_start]他分析道，从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到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其首要目标都是国家的独立富强，而非个体的自由解放。他在《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中写道：“由爱国而革命是这个发展过程的基本线索，不是自由平等人权、民主而是国家的独立富强，成为出发点和首要问题，它为以后几代革命者所不断重复。” [cite: 87] [cite_start]严复翻译《天演论》，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并非因为它带来了一个新的世界观，而是因为它迎合了民族危亡之际“自强保种”的焦虑。李泽厚论严复时说：“严的历史地位不在代表改良派，而在给近代中国人以进化论的新世界观。” [cite: 73] 但这新世界观迅速被功利化、实用化了。

[cite_start]“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对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陈独秀在1916年就提出了“最后觉悟之觉悟”，呼唤思想启蒙。[cite: 170] [cite_start]然而，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爆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从此，“救亡”的声浪再次压倒了“启蒙”的呼声。知识分子们发现，在国家存亡的关头，谈论个人自由显得那么奢侈和不切实际。李泽厚痛切地指出：“救亡又一次压倒启蒙。知识分子在革命战争中也为这场革命所征服。” [cite: 172]

2. **双重变奏下的思想人物剖析**

李泽厚运用“启蒙与救亡”的分析框架，对近代思想史上的人物进行了独到而深刻的剖析，展现了他们在历史困境中的复杂面貌。

* [cite_start]**康有为**：李泽厚认为康有为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借助“公羊三世说”和“大同”理想，提出了具有民主主义内容的空想，包含了人权、平等、自由等启蒙观念。[cite: 56, 59] [cite_start]另一方面，他又采用“托古改制”的策略，试图在不根本动摇传统的前提下进行改革。[cite: 60] 他的思想，是启蒙诉求在救亡压力下的妥协与变形。

* [cite_start]**孙中山**：李泽厚对孙中山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民族主义旨在“建设富强祖国、反对帝国主义”。[cite: 97] [cite_start]但他也尖锐地指出了孙中山思想的内在矛盾。其民生主义“要求发展资本主义而又反对资本家”，[cite: 102] [cite_start]体现了小生产者的空想。其民权主义中的“权能分开”学说，以及对“万能政府”的设想，在中国缺乏民主传统和法治基础的条件下，“便可向封建法西斯变质”。[cite: 100, 101] 这反映了在急于求成的救亡心态下，对民主程序和个人权利的忽视。

* [cite_start]**鲁迅**：在李泽厚看来，鲁迅是“五四”启蒙精神最深刻的代表。鲁迅超越了同时代人，他不仅批判外部的社会制度，更深入地挖掘和批判根植于国民灵魂深处的“国民性”。[cite: 128, 132] [cite_start]李泽厚认为，“人道主义比个性主义更根本”，是理解鲁迅思想的关键。[cite: 128] [cite_start]鲁迅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使他最终从一个启蒙主义者走向了阶级论。李泽厚指出，“1927年秋冬是鲁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后期的开始”，[cite: 136] 这一转变，同样是启蒙知识分子在残酷的现实斗争面前，最终选择革命道路的典型写照。

3. **历史的教训与反思**

[cite_start]李泽厚对“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反复致意，充满了沉痛的反思。他认为，由于启蒙任务没有完成，导致反封建不彻底，“反帝、反满遮盖了反封”，[cite: 94] [cite_start]这使得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结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改头换面地延续。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内容提要”中写道：“封建主义并未消除，它在社会主义装束下带来种种祸害，令人重新呼喊五四。” [cite: 173]

[cite_start]“文革”结束后，李泽厚重提“五四”，呼吁“新启蒙”，正是基于这一深刻的历史反思。他认为，没有个体的解放和思想的启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化。然而，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简单地重复“五四”已经不够，重要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转换性的创造”。[cite: 174] 这一论断，开启了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核心议题，也为他后来哲学体系的建构埋下了伏笔。

### **二、 哲学体系的建构：从“实践”到“情本体”**

如果说思想史研究是李泽厚学术工作的“表”，那么哲学体系的建构则是其“里”。他毕生的努力，是想建构一个能够解释世界、安顿人心的哲学大厦。这个体系以“实践”为出发点，以“主体性”为核心，最终归宿于“情本体”，其理论来源是马克思、康德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创造性融合。

#### **（一） 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实践哲学的奠基**

李泽厚的哲学体系，他自己称之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或“主体性实践哲学”。其核心观点是，人不是上帝的造物，也不是纯粹的自然存在，而是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特别是通过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不断地创造自身和改造世界的历史性存在。

1. **“度”的本体论：对马克思的继承与改造**

李泽厚的哲学直接脱胎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抓住了青年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并将其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但他反对将马克思的“实践”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或政治革命。他认为，马克思的实践，首先是指人类最基本的感性活动——生产劳动。

[cite_start]李泽厚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工具本体论”。他在晚年的著作《哲学探寻录》中对此有详细论述。他认为，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使用和制造工具”。[cite: 298] [cite_start]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不仅改变了外部自然界，更重要的是塑造了人类自身。他说：“制造工具的人类实践活动（亦即以科技为标志的生产力）为核心的社会存在在命运名为‘工具本体’的原创点。” [cite: 16] 语言、思维、社会结构、乃至人的心理情感，都是在这一漫长的“人化”过程中形成的。

[cite_start]因此，李泽厚认为，社会的本体不是经济基础，更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的生产、延续和发展。他借用孙中山的话说，历史的根本动力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家的发展”。[cite: 312] 这就是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改造”，将阶级斗争的“政治史观”还原为以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生存为核心的“历史本体论”。

2. **“积淀”学说：沟通历史与个体的桥梁**

如何将宏大的“人类历史本体”与具体的“个体存在”联系起来？李泽厚提出了他最具原创性的概念之一——“积淀”（Sedimentation）。

“积淀”是指，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生产方式、社会结构、语言符号、思维范畴和情感模式，会通过文化传统和教育，不断地沉淀、凝聚、内化到后代个体的心理结构之中，成为一种无需反思的“集体无意识”。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的“序”中就暗示了这一想法，他要探讨的是“历史中积淀下来的”那些影响民族命运的“文化—心理结构”。

他认为，人类的“理性”和“道德”并非天赋，也非神启，而是历史实践的产物。康德的“先验范畴”，在李泽厚看来，并非逻辑的预设，而是人类历史经验的“积淀”。他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一书中，用“积淀”的观点来改造康德的“先验论”，提出了一种“经验的先验性”。也就是说，对于个体来说，这些思维范D畴（如因果律）和道德律令是“先验”的，是与生俱来的；但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它们却是“经验”的，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逐渐形成的。

“积淀”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打通了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存在）与康德的先验（认识结构），也打通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心理结构）与人类学（文化模式）。它为李泽厚的整个哲学体系——从认识论到伦理学再到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

#### **（二） 认识论与伦理学：主体性的展开**

在“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基础上，李泽厚进一步建构了他的认识论和伦理学。

1. **两种“理性”：知性与情理结构**

李泽厚的认识论区分了两种理性。第一种是“认识性的理性”，即康德所说的“知性”（Verstand），也就是科学研究所使用的逻辑、分析、实证的理性。它的特点是主客二分，追求客观知识。第二种是“实践性的理性”，即他所说的“情理结构”。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特征。它不搞主客二分，而是情理交融、体用不二。它不是为了获得关于世界的客观知识，而是为了指导人如何更好地生活。

[cite_start]他在《孔子再评价》中指出，儒家思想的精神特征是“实践理性”，它“强调情感与理性的合理调节”。[cite: 351] 这种理性不是冷冰冰的逻辑推演，而是渗透了情感、欲望、意志的生存智慧。李泽厚认为，这两种理性各有其价值，现代社会既需要科学的“知性理性”，也需要安顿人心的“实践理性”。简单地用前者取代后者，或用后者排斥前者，都是错误的。

2. **两种“道德”：社会性与宗教性**

到了晚年，特别是在《世纪新梦》等著作中，李泽厚集中思考伦理学问题，并提出了“两种道德”的区分，即“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

* **社会性道德**：也称为“现代社会伦理”或“伦理性道德”。它指的是维持现代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公共规范、法律、制度。其基础是现代的“契约精神”，要求的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它的原则是“正义高于善”，即社会规范优先于个人信仰。这是一种底线伦理，要求所有社会成员共同遵守。

* **宗教性道德**：指的是个体为了安身立命而选择的个人信仰、价值追求和人生境界。它处理的是“人为何而活”、“死亡意味着什么”等终极关怀问题。它不具有普遍的强制性，而是个体自由选择的结果。其原则是“善高于正义”，即个人可以为了自己的信仰追求，付出额外的牺牲和奉献。

李泽厚认为，传统社会，特别是儒家伦理，常常将这两种道德混为一谈，用“圣人”的道德标准来要求所有人，结果导致了“泛道德主义”的虚伪。现代社会必须将二者明确区分开来。“社会性道德”通过法治来建立，“宗教性道德”则留给个人自由选择。他主张建立一种“政教分离”的现代伦理秩序。

这一区分，是他对康德“法律国度”与“目的国度”之分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他对中国现实的深刻反思。他试图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中国重建一个健康的伦理秩序提供哲学方案。

#### **（三） 情本体：实践哲学的最终归宿**

在李泽厚晚年的哲学思考中，“情本体”成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和最终归宿。这是他试图超越康德的“物自体”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为现代人提供一个坚实的精神家园的终极努力。

他在《哲学探寻录》中说：“‘情’作为本体……它既是历史的又是自然的，既是社会的又是心理的，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他认为，“情”才是比“理”（理性）和“欲”（欲望）更根本的存在。人类的一切活动，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创造，最终都是由“情”所驱动，并为了“情”而展开。

这里的“情”，不是指短暂的、个人的情绪（emotion），而是指积淀了人类全部历史文化内涵的、具有本体地位的情感-意志结构（feeling）。它包括了从最基本的“生存之情”到最高级的“审美之情”和“宗教之情”的广阔谱系。李泽厚认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就在于这种“情本体”的智慧，即儒家的“仁”、道家的“道”、禅宗的“悟”，最终都归结于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和情感境界。

[cite_start]提出“情本体”，标志着李泽厚的哲学思考完成了一个循环。他从马克思的“感性活动”出发，经过康德式的“先验建构”，最终又回到了中国式的“生命体悟”。他试图用“情本体”来弥合现代社会中由于“理性”过度扩张所造成的人的分裂——心与物、灵与肉、个体与社会的分裂。他相信，在后现代的语境下，人类最终的拯救，不在于更多的物质财富或更严密的社会工程，而在于回归到丰富、健康、深刻的“情”的世界中去。正如他在《世纪新梦》中所期盼的，未来的新梦，“不再是乌托邦社会工程之梦，而是探求人性、教育、心理本体之梦”。[cite: 314]

### **三、 美学理论的开拓：从《美的历程》到实践美学**

李泽厚最初是以美学家的身份登上中国思想舞台的。他的美学理论，不仅在中国美学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更是其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生动展现。他的美学，始终贯穿着“实践”的红线，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和生命的激情。

#### **（一） 《美的历程》：一部民族的审美心理史**

1981年出版的《美的历程》，是李泽厚影响最为广泛的著作，被誉为“一部中国美学史的经典之作”。它一洗此前美学研究的教条与枯燥，以其宏阔的视野、诗意的语言和深刻的洞察，引领无数读者进行了一场穿越数千年中国艺术时空的精神漫游。

《美的历程》的独创性在于，它不是一部纯粹的艺术风格演变史，而是一部“美学-人类学”的历史。李泽厚将艺术史的变迁与前文所述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试图揭示出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是如何在历史中“积淀”而成的。

他开篇就从遥远的原始图腾（龙凤）和青铜饕餮纹样写起。他认为，这些狞厉、神秘的纹饰，并非纯粹的装饰，而是“一种恐怖的、神秘的、具有巨大震撼力的符号”。它们是原始部族在严酷的生存斗争中所积淀下来的集体恐惧与生命意志的象征。随着历史的进步，特别是周代“礼乐”文明的建立，这种“狞厉的美”逐渐被人性的、理性的精神所征服和改造，演化为和谐、典雅的古典之美。

从楚辞的浪漫，到汉赋的铺陈；从魏晋风度对个体人格美的自觉，到盛唐艺术的雄浑气象；从宋代山水画的意境，到明清小说的世俗人情……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线索：中国人的审美意识，是如何从与集体、神灵、政治的混沌一体中，一步步地走向自觉、走向个体、走向日常生活。这条“美的历程”，也正是一条“人的发现”和“人的觉醒”的历程。

这本书的巨大成功，不仅在于其学术创见，更在于它深刻地呼应了八十年代“人的主题”的时代精神。它让刚刚从“文革”的禁锢中走出来的人们，重新发现了“美”，发现了“人”，发现了自己民族丰富而深刻的精神传统。

#### **（二） 实践美学：以“积淀”为核心的理论建构**

《美的历程》的巨大成功，背后是李泽厚数十年思考而成的“实践美学”理论体系的支撑。这一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美学四讲》、《华夏美学》等著作中。

实践美学的核心观点是：美不是纯粹客观的（如一些唯物主义美学所主张的），也不是纯粹主观的（如康德美学所暗示的），而是主客体在历史实践的相互作用中生成的。美的本质是“实践的自由形式”。

他再次运用“积淀”学说来解释审美趣味的形成。他认为，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逐渐将合规律性的自然形式（如节奏、对称、和谐）和合目的性的社会内容（如力量、健康、智慧）内化、凝聚、积淀在自己的心理结构中。久而久之，这些本来与功利、实用密切相关的形式，逐渐脱离了其原始的功利内容，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无功利的“有意味的形式”。我们今天看到晚霞、看到花朵会感到愉悦，这种看似自然的审美反应，实际上是积淀了千百万年来人类生命体验的结果。

因此，李泽厚的美学是“历史主义”的美学。他反对一切超历史的、普遍主义的美学标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之所以有不同的审美理想，就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实践历史和文化积淀。例如，古希腊人崇尚人体美，是因为他们的城邦生活、体育竞技实践塑造了这样的审美趣味。中国人热爱山水，则与农业文明中“天人合一”的生存体验和“儒道互补”的文化心理结构密切相关。

#### **（三） 崇高与悲剧：对人类命运的哲学沉思**

在美学领域，李泽厚还对“崇高”与“悲剧”这两个范畴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探讨，这集中体现在他的《论崇高与悲剧、喜剧》等文章中。

他继承并改造了康德的崇高理论。康德认为，崇高感产生于人的理性观念战胜了感官的恐惧。例如，面对狂暴的大海，我们感官上感到恐惧和自身的渺小，但理性上却能认识到，作为精神主体的“人”是超越于自然力量之上的。这种“由恐惧到敬佩”的转化，就是崇高感。

李泽..厚将康德的这种纯粹主观的解释，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内容。他认为，崇高感的本质，不在于抽象的“理性”战胜“感性”，而在于人类在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中所展现出来的巨大力量和坚韧意志。崇高所肯定的，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与自然和命运的抗争中所实现的“类本质”的力量。因此，崇高的对象，往往是那些体现了社会历史进步力量的伟大人物和伟大事件。

对于悲剧，他同样给予了历史主义的解释。他不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说”和黑格尔的“理念冲突说”。他认为，悲剧的根源在于“社会历史的必然要求与实现这种要求的实践、活动、个人（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是说，悲剧的双方，往往都代表了某种历史的合理性，但它们之间的冲突却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社会转型期，新生的进步力量与没落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往往会造成悲剧。新生力量尽管代表了历史的方向，但可能因为自身弱小而失败；旧势力尽管注定要灭亡，但其毁灭也同样具有悲剧性。这种“历史的必然性”所造成的冲突和毁灭，才是悲剧最深刻的根源。

李泽厚关于崇高与悲剧的论述，充满了对人类命运的哲学关怀。它将美学范畴与历史哲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他“大美学”的宏伟气魄。

### **四、 治学方法与思想策略：在“中西马”之间**

李泽厚的学术成就，不仅在于其具体的思想内容，还在于他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思想策略。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的、对话的心态，在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这三种思想资源之间，进行着创造性的诠释与综合。

#### **（一） “西体中用”：对百年论争的回应与超越**

晚清以来，“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的争论，一直是中国知识界的核心议题。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在维护中国儒家伦理纲常（体）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技术（用）。这一方案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失败的。五四之后，“全盘西化”的思潮一度兴起，主张用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体）来彻底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

李泽厚晚年，特别是在《漫说“西体中用”》、《再说“西体中用”》等文章中，明确提出了“西体中用”的主张。这看似与张之洞的提法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却截然不同。

李泽厚对“体”和“用”进行了全新的解释：

* **西体**：这里的“体”，首先指的不是某种哲学观念或价值系统，而是现代社会的“社会存在本体”，即以“市场经济、现代科技、法治社会”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结构。李泽…厚认为，这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将这个“西体”拿过来。

* **中用**：这里的“用”，指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他认为，在接受了现代社会结构这个“体”之后，可以用中国的文化精神（如儒家的实践理性、道家的自然智慧、重视人情和家庭的伦理观念等）来“应用”、调适、转化这个“体”，以缓解现代性带来的各种弊病，如个人主义的泛滥、人际关系的冷漠、工具理性的膨胀等。

他举例说，市场经济（西体）可能会导致拜金主义和道德沦丧，这时就可以用儒家强调“义利之辨”和群体责任的传统（中用）来加以调节。现代法治社会（西体）保障个人权利，但也可能导致家庭解体，这时就可以用中国重视家庭温情和代际关怀的传统（中用）来加以弥补。

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说，是他“实践哲学”的逻辑延伸。他认为，文化（用）归根结底是由社会存在（体）决定的，但文化（用）又对社会存在（体）具有巨大的反作用。这一主张，超越了“中体西用”的保守和“全盘西化”的激进，试图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寻找一条更为稳健、更具操作性的道路。它体现了李泽厚一贯的“实践理性”精神。

#### **（二） “转换性创造”：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策略**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李泽厚既反对“全盘复古”的文化保守主义，也反对“全盘否定”的文化激进主义。他提出的策略是“转换性创造”。

[cite_start]他在《启蒙与救亡》的文末强调，“重要的是转换性的创造”。[cite: 174] 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的“后记”中也说，对待传统，不能简单地“打倒”或“继承”，而应该“通过某种创造性的转换，才真正是当务之急”。

“转换性创造”包含两层意思：

1. **形式转换**：将传统思想中的合理内核，从其旧有的、与封建宗法社会相适应的社会形式和话语体系中剥离出来。

2. **内容再造**：用现代的观念和语言，对这些剥离出来的内核进行重新解释和建构，赋予其新的生命，使其能够与现代社会相对接。

例如，儒家的“仁爱”精神，在传统社会中是与血缘等级制的“礼”捆绑在一起的。进行“转换性创造”，就是要将“仁爱”的普遍主义精神（内核）从宗法等级制（形式）中解放出来，并用现代的“人权”、“平等”、“博爱”等观念对其进行重新建构，使其成为一种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普遍伦理。

这一策略，贯穿于李泽厚全部的思想史研究和哲学建构之中。他对孔子的再评价，对“儒道互补”的阐释，乃至他提出的“情本体”，都是“转换性创造”的具体实践。他试图以此来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关系。

#### **（三） 思想对话与交叉验证的治学方法**

李泽厚的治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善于在对话中推进思想。他的许多重要观点，都是在与中外古今的思想家进行思想交锋的过程中形成的。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是对康德的对话，《论语别裁》是对孔子的对话，《世纪新梦》中收录了他与杰姆逊等当代西方思想家的对话。

[cite_start]他治学严谨，强调交叉验证。在“思想史三论”的写作中，他广泛地运用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的材料，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例如，在论证周“礼”的原始民主遗风时，他就引用了古典文献和现代民俗学的研究成果。[cite: 343] 在分析近代思想时，他会仔细考察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材料，以求立论的坚实。

同时，他又具有一种超越于纯粹考据的“宏大叙事”能力。他从不满足于细节的考证，而是始终试图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把握住时代的精神脉搏和思想的内在逻辑。正是这种将“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相结合，将哲学思辨与历史考证相结合的方法，使得他的学术著作既有思想的深度，又有历史的厚度。

### **五、 历史遗产与当代回响：作为思想资源的李泽厚**

作为一位贯穿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李泽厚的思想遗产是丰富而复杂的。他的理论曾经深刻地塑造了一代人，也持续地引发着激烈的争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重估李泽厚的学术贡献，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及其面临的挑战，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一） 思想的解放与“李泽厚神话”**

李泽厚在八十年代的巨大影响，被一些研究者称为“李泽厚神话”或“李泽厚现象”。他的著作《美的历程》等，成为当时知识青年的“思想圣经”。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他的思想起到了“思想解放”的催化剂作用。在经历了“文革”时期思想的极端禁锢和教条化之后，李泽厚的著作以其开放的视野、人性的关怀和理性的精神，为人们打开了一扇通向广阔思想世界的窗户。他重新接续了“五四”的启蒙传统，将“人”的主体性、价值和尊严重新置于思想的中心。

其次，他提供了一套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全新框架。对于当时渴望重新认识自身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李泽厚的“文化心理结构”、“儒道互补”、“启蒙与救亡”等理论，提供了一套既有历史深度又有现代理念的解释体系。这套体系既批判了传统的弊病，又肯定了其合理内核，满足了人们在“反传统”与“寻根”之间的双重心理需求。

再次，他的“实践美学”为被压抑已久的个人情感和审美需求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在“文革”时期，“美”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而遭到批判。李泽厚雄辩地论证了，追求美是人的本性，是人类实践的最高境界。这极大地鼓舞了当时文学艺术领域的复苏和繁荣。

#### **（二） 争论与批评：对李泽厚的反思**

当然，李泽厚的思想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对他的批评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 **来自新儒家的批评**：以杜维明、刘述先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学者，虽然肯定李泽厚对儒家思想的重视，但批评他从马克思主义和康德哲学的外部视角来“肢解”儒学。他们认为，李泽厚只看到了儒学的“实践理性”层面，而忽略了其作为精神信仰的“超越”层面。李泽厚将儒学仅仅视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而未能把握其“安身立命”的宗教性维度。

2. **来自自由主义的批评**：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如刘军宁等，批评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论述，最终倒向了“救亡”，为群体主义和国家主义压倒个人自由提供了历史合理性的辩护。他们认为，李泽厚虽然呼唤启蒙，但其思想底色仍然是历史决定论和集体主义的。他晚年提出的“西体中用”，也被批评为对现代性的核心价值（个人权利、宪政民主）认识不清，仍然试图用“中国特色”来调和普世价值。

3. **来自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一些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学者批评李泽厚仍然停留在“宏大叙事”的思维模式中。他们认为，李泽厚试图建构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这种“总体性”思维本身就是现代性-思想的弊病。他们主张解构一切中心和体系，而李泽厚却仍在努力“建构”。

这些批评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李泽厚思想的复杂性及其内在的张力。李泽厚本人也乐于回应这些批评，在不断的论战中深化自己的思想。

#### **（三） 当代回响：“告别革命”与“吃饭哲学”**

九十年代以后，李泽厚旅居美国，但他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从未停止。他提出了一系列引发巨大争议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是“告别革命”论和“吃饭哲学”。

“告别革命”论，是他在反思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暴力革命虽然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其必要性，但它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也是巨大的。二十世纪的中国，付出了过于惨重的代价。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应该告别“激进”的革命思维，转向“渐进”的改良道路。他主张“经济发展优先，政治改革缓行”，认为只有在中产阶级壮大、市民社会发育之后，稳定的民主转型才有可能。这一观点引发了关于“革命与改良”的激烈辩论，至今不息。

“吃饭哲学”是他“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通俗化表述。他强调，生存和发展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吃饭”问题是第一位的。他反对一切空谈“主义”，脱离民众基本生活需求的政治口号。他认为，评价一个制度好坏的根本标准，是看它能否让最多的人“吃好饭”，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更好的发展。这种看似朴素的观点，实际上是对二十世纪各种乌托邦思潮导致巨大灾难的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体现了他一贯的“实践理性”和人本主义立场。

### **结论**

李泽厚先生的学术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仍在不断生长和激发争论的开放体系。他以其卓越的才华和毕生的努力，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无比丰厚的思想遗产。

**首先，他重构了中国思想史的解释框架。** 他提出的“文化心理结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等核心概念，已经成为我们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无法绕开的理论工具。他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传统并非一个僵死的“过去”，而是活在当下的“积淀”，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与行为。

**其次，他建构了一个独创的哲学体系。** 他创造性地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康德哲学和中国传统智慧，提出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积淀”学说、“情本体”等概念，为我们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思考人的存在、价值和未来，提供了深刻的哲学启示。

**再次，他开拓了中国美学的新境界。** 他的实践美学理论，特别是《美的历程》的写作，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美学学科的发展，更深刻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审美文化，提升了整个民族的人文素养。

**最后，他为我们树立了知识分子的典范。** 他一生坚持独立思考，不盲从任何权威，不依附任何权势。他始终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结合在一起。他的治学方法和思想策略，特别是“转换性创造”和“西体中用”的主张，为我们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复杂关系中寻找自己的道路，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诚然，李泽厚的思想并非没有缺憾和争议。他的历史决定论色彩，他对个人自由与普世价值的某些保留态度，他晚年对改良道路的执着，都使他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但这恰恰证明了他的重要性。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其价值不仅在于他给出了多少“正确”的答案，更在于他提出了多少“真”问题，开启了多少思想的可能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泽..厚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思想对话中一个无法回避的“对手”和“伙伴”。无论我们是赞成还是反对，都必须首先认真地阅读他、理解他。他的思想，已经成为我们思考中国问题时必须参照的重要坐标。斯人已逝，但其思想的回响，将长久地在历史的深空中激荡。深入研究和阐释李泽厚的学术贡献，不仅是对一位杰出学者的纪念，更是我们理解自身、理解时代、走向未来的思想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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