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是一种勇气：

作者：李昱坤

凝视是一种勇气：

我们为何需要带孩子观看电影《731》？

文：大熊

电影《731》即将于国难日（2025年9月18日）全球上映，舆论场毫不意外地被撕裂了。其中，最响亮也最刺耳的，莫过于那个被反复提及的词——“血腥”。一些观众表示担忧，认为电影会过于血腥、恐怖，不适合孩子观看；更有甚者，一些“心怀鬼胎”的声音借此发难，试图以“宣扬暴力”“过度血腥”为名，将其举报、下架，意图将这段本就不应被遗忘的历史再度封存于黑暗的角落。

暂时抛开背后的复杂意图，“血腥论”“恐怖论”“难以接受”之类的反应既在意料之中，又令人深感忧虑。它暴露了我们在面对历史创伤时一种普遍的矛盾心态：既有铭记历史的朴素愿望，又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凝视恐惧症”，也就是害怕直面苦难的本来面目，心理上本能的以“血腥”为自己和下一代建起一道看似温情、实则脆弱的心理围墙。

作为一名艺术理论工作者，在我的学科里，将电影《731》简单粗暴地归类为“血腥”而拒绝观看，是一种严重的认知惰性，一种对艺术创作意图的极大误读，更是对历史本身重量的轻慢与亵渎。

本文将通过跨学科的分析，结合导演赵林山在创作中明确的艺术追求与克制手法，彻底为你撕下这枚浅薄的“血腥”标签。这部电影的价值恰恰不在于对感官的冲击，而在于它通过一种经过精密计算和高度艺术化的“替代性创伤体验”，触发我们大脑中关于共情、记忆与道德判断的复杂神经机制。

也正是如此，我们不仅不应阻止孩子们观看《731》，反而应当在恰当的引导下鼓励他们走进影院。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堂历史课，更是一场关乎“情感养成”与“身份构建”的科学实践。一个懂得苦难、能够与同胞的命运产生深刻共情的民族，其未来才真正拥有坚不可摧的力量。同样，对于成年人而言，正视《731》，是拒绝历史虚无主义、摆脱娱乐至死文化麻醉的必修课，是一次唤醒良知、重塑责任感的精神洗礼。

这篇文章将是一次对“凝视”本身的辩护。它关乎我们如何看待一部电影，更关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一、“血腥”：一种感官的贫瘠与认知惰性

首先，我们必须先对“血腥”这个标签本身进行一次彻底的“消毒”。它在当下的语境中，已经成为一个被滥用、被窄化，充满了价值偏见的词汇。

“血腥”标签背后的认知逃避

在电影语汇中，“血腥”通常指向一种特定的类型元素，其核心特征是“为了刺激而刺激”。它常见于剥削电影、虐杀电影或某些B级恐怖片中。这类影片中的暴力与鲜血主要功能是为观众提供纯粹的、生理性的感官冲击，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其叙事、主题与人物塑造往往退居其次，甚至完全服务于这种视觉奇观的贩卖。此时的“血腥”，是一种审美上的奇观，而非情感或思想的载体。

然而，当“血腥”这个词被用来指控一部严肃的历史题材电影时，其语义就被极大地窄化和误导了。它将两种截然不同的暴力呈现混为一谈：

感官主义的暴力：其目的是娱乐和刺激，是空洞的、无历史深度的。观众的反应是尖叫、恶心，然后遗忘。

纪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的暴力：其目的是揭示真相、传递情感、引发思考，是沉重的、有历史根基的。观众的反应是心痛、愤怒、反思，并最终铭记。

将《731》斥为“血腥”，实际上是预设了它属于前者。这种归类，本质上是一种认知上的懒惰和情感上的逃避。因为它允许批评者不必深入探讨电影的艺术手法、历史语境和伦理意图，只需一个简单的标签，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将其拒之门外。这是一种危险的“认知捷径”，它让我们绕过了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恐惧的，究竟是银幕上可能出现的红色液体，还是那段历史本身所蕴含的、令人不寒而栗的黑暗与真相？

举报者口中的“血腥”，更像是一种认知麻醉剂。他们试图通过将一种深刻的、结构性的、反人类的“恶”降维成一种简单的、生理性的“不适”，从而消解掉这段历史所附带的道德拷问和民族责任。仿佛只要看不见，罪恶就不曾发生；只要不讨论，创伤就能自动愈合。这无疑是掩耳盗铃。

以艺术史为镜鉴：从观看戈雅《战争的灾难》开始

艺术从来不回避对人类苦难与暴力的描绘，但伟大的艺术总能超越纯粹的感官刺激，抵达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弗朗西斯科·戈雅的铜版画组画《战争的灾难》是这一议题上不可逾越的丰碑。

戈雅《多大的勇气》出自《战争的灾难》组画

戈雅《一个杯子有什么用？》出自《战争的灾难》组画

在这组系列作品中，戈雅毫不避讳地描绘了被肢解的尸体、被刺穿的躯干和无情的屠戮。如果单从画面元素看，它们无疑是“血腥”的。但有谁会将戈雅的作品仅仅视为“血腥”的猎奇之作？戈雅的笔触充满了愤怒、同情与控诉。他描绘的不是死亡的奇观，而是尊严被剥夺的过程，他的作品迫使我们思考的不是“死得有多惨”，而是“人何以会对同类施加如此暴行？”以及“战争的本质是什么？”所以，戈雅的艺术是一种伦理的见证。

同样，在电影史上，对暴力的呈现也始终是一道伦理与美学的难题。克劳德·朗兹曼的《浩劫》长达九个半小时，没有一帧历史资料画面，没有一滴血，却被公认为对纳粹大屠杀最深刻、最令人痛苦的描绘。它通过幸存者、施害者和旁观者无尽的口述，构建了一个“声音的毒气室”，让观众在想象中经历了那场无法被影像完全再现的恐怖。

与之相对，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则采用了纪实主义的黑白摄影，在关键时刻用一抹红色（红衣小女孩）来刺穿历史的灰烬，这种高度节制和充满象征性的色彩运用，其力量远胜于泛滥的血浆。还有电影《索尔之子》则开创性地使用紧贴主角后背的肩扛镜头和极浅的景深，将大屠杀的恐怖虚化为背景音和模糊的色块，观众的视线被迫与主角索尔一同聚焦于他那看似荒诞却充满人性尊严的任务：为一具尸体寻找体面的安葬。这种“管中窥豹”式的镜头语言，创造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沉浸式心理体验，其震撼力远非全景式的血腥场面可比。

这些伟大的作品共同构成了一座艺术的坐标系，它们告诉我们：高级的暴力呈现关乎视角、克制与意图，而非血浆的剂量。伟大的导演会使用一把“伦理的摄影机”，它的镜头对准的不是伤口，而是伤口背后的人，而且记录的不是死亡的瞬间，而是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挣扎、陨灭与闪光。

导演赵林山的“手术刀式”克制：事实的呈现而非奇观的贩卖

现在，我们必须将目光聚焦于《731》本身。根据目前已知的创作信息和导演赵林山的访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部电影的创作初衷与艺术实践恰恰是站在“感官主义血腥”的对立面。

赵林山导演曾明确表示，他筹备《731》多年，深知其题材的敏感性与表现的难度。他的目标绝非拍摄一部让观众在生理上感到恶心呕吐的剥削电影，而是要拍一部让所有中国人在精神上感到刺痛、在灵魂上受到拷问的史诗。为此，他所采取的，正是一种“手术刀式”的克制美学。

这种美学策略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侧重心理恐怖，而非视觉血腥：真正的恐怖并非来自于直接的血肉模糊，而是来自于对施暴过程的“非人化”程序的冷静展示。电影的核心恐怖源，很可能不是受害者的惨状，而是731部队成员如何将活生生的人称作“马路大”（原木），如何在窗明几净、看似科学严谨的实验室里，以一种完全程序化、去情绪化的方式进行着最残忍的实验。镜头可能会更多地聚焦于冰冷的医疗器械、面无表情的施暴者、记录数据的平静笔触，以及受害者在被推进实验室前那充满恐惧与绝望的眼神。这种日常化的邪恶所带来的心理冲击，远比直接的视觉刺激更为持久和深刻。

声音设计的“暴力”：在视觉上保持克制的同时，电影极有可能在听觉上做足文章。我们可以预见电影的声音设计将成为构建“恐怖感”的重要支柱。它可能不会直接播放撕心裂肺的惨叫，而是通过暗示性的声音来完成——金属器械的碰撞声、消毒水的滴答声、高压锅开启前的嘶嘶声、冻伤后骨肉分离时那令人牙酸的细微声响……这些声音将绕过我们的视觉防御机制，直接钻入我们的大脑皮层，在想象中构建出比画面更恐怖的场景。这是一种引导观众“主动参与”的恐怖，是一种更为高级的艺术手法。

象征与留白：伟大的艺术善用留白。导演可能会使用大量的象征性意象来替代直接的血腥场面。例如，一个被打碎的鸡蛋，可能象征着一个被用于头部冲击实验的生命；一片在雪地中迅速冻结的殷红，可能暗示着一场惨无人道的冻伤实验；一面溅上污点却被迅速擦拭干净的玻璃，可能隐喻着施暴者泯灭人性的心理过程。这种“以物喻人”“以景喻情”的手法，既避免了直接的感官刺激，又赋予了影像以诗性的悲剧力量，引导观众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与思考。

聚焦“人性”的复杂光谱：据了解，影片不仅描绘了受害者的苦难，也深入刻画了日方人员的内心世界，包括他们的挣扎、麻木与异化。这种对**施暴者“非魔化”的处理**，恰恰是影片严肃性的体现。它不是要塑造一个脸谱化的、纯粹邪恶的魔鬼，而是要探讨一个更令人不安的问题：普通人是如何一步步转变为杀人机器的？这种对人性异化的深刻挖掘，将影片从一部简单的“控诉片”提升到一部具有普遍人性警示意义的“反思片”。

因此，可以断言，导演赵林山所做的，是用艺术的“手术刀”精准地剖开历史的创口，让我们看清里面的结构、病理与脓血，而不是用一把“屠刀”胡乱地挥砍，制造一场血肉横飞的视觉盛宴。前者是治疗与警示，后者才是纯粹的“血腥”。混淆这两者，是对创作者良知的侮辱。

二、凝视的神经科学：为何“看见”苦难是必要的生理与心理过程

撕掉电影731“血腥”的标签之后，我们必须回答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即使电影在艺术上是克制的，但它毕竟呈现了巨大的苦难。让我们的孩子，乃至我们自己，去“凝视”这种苦难，有何必要？会不会造成心理创伤？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说教的层面，而必须深入到人类大脑的生理结构与心理机制中去寻找科学的答案。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凝视苦难”的必要性，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镜像神经元与共情的生物学基础：不“看见”，就无法“懂得”

上世纪90年代，意大利科学家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在研究猕猴时有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当猴子看到研究人员伸手去拿花生时，它大脑中一块与自己伸手拿花生时同样活跃的区域被点燃了。这些神经元既在自己行动时放电，也在观察他人进行同样行动时放电，仿佛一面“镜子”，故被称为“镜像神经元”。

后续研究发现，人类拥有更为复杂和发达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它不仅在我们观察他人动作时被激活，更在我们观察他人情绪和感受时被激活。当你看到别人因为疼痛而扭曲面孔时，你大脑中与疼痛相关的部分神经回路也会被轻微激活；当你看到别人喜悦的笑容时，你大脑中与快乐相关的区域也会产生反应。

这就是“共情”的生物学基础。共情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道德情感，它是一种深植于我们生理结构中的、具体的神经活动。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他人的处境，感同身受他人的悲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在生理层面“模拟”了他人的体验。

现在，让我们将这个理论应用到观看《731》这件事上。

那些主张“不让孩子看”的家长，其初衷是好的，他们想保护孩子免受负面情绪的影响。但这种保护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共情剥夺”。如果一个孩子的成长环境中，只有卡通的欢乐、虚拟的胜利和被精心过滤掉所有痛苦的“美好故事”，那么他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系统，特别是与负面情绪（如恐惧、悲伤、痛苦）相关的共情回路，将得不到充分的锻炼和发展。

这样的孩子可能会在知识上“知道”731部队是邪恶的，但他很难在情感上“懂得”那段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知道“马路大”是一个代号，但他无法通过镜像神经元的模拟，去感受那背后所代表的、活生生的个体被剥夺为“物”时的恐惧与绝望。他的历史知识将是冰冷、无感的、与自我无关的，这种“无感”的历史教育培养出的很可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非有血有肉、有同情心、有责任感的公民。

电影《731》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共情训练场”。在影院这个受保护的环境中，在父母的陪伴和引导下，孩子通过银幕上的影像，去“凝视”同胞先辈曾经遭受的苦难。当他们看到影片中角色（无论是中国人还是作为“实验品”的苏联人、朝鲜人）的惊恐表情、听到他们压抑的喘息时，他们大脑的镜像神经元系统会被激活。他们会在一个安全的、可控的范围内，“体验”到一种替代性的痛苦。

这种体验，不是为了让他们沉溺于痛苦，而是为了校准他们的“情感罗盘”。它让孩子们明白，历史书上那一行行冰冷的文字背后是真实的人，是和我们一样会哭、会笑、会怕、会痛的生命。这种由生理共情引发的情感震撼是任何说教都无法替代的，它在孩子的内心深处种下一颗种子，这颗种子叫做“仁慈”“悲悯”，也包括“对生命的敬畏”。

因此，带孩子看《731》，不是带他们去看“血腥”，而是带他们去上一堂高级的“神经元共情课”。这是一种科学的、必要的“情感疫苗接种”，它或许会带来一时的刺痛，但换来的是孩子一生受用不尽的、深刻的同理心与人性温度。

杏仁核与前额叶皮层：在恐惧、理智与创伤记忆之间寻求平衡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凝视”苦难确实会引发负面情绪，尤其是恐惧。这涉及到大脑中两个关键区域的相互作用：杏仁核和前额叶皮层。

杏仁核：位于大脑深处，是我们的“恐惧中心”或“情绪哨兵”。它负责快速探测环境中的威胁，并触发“战或逃”反应。当我们看到恐怖血腥的画面时，杏仁核会高度激活，释放压力荷尔蒙，让我们感到心跳加速、手心出汗。纯粹的、无意义的“血腥”电影，其目标就是持续轰炸杏仁核，让观众体验原始的生理恐惧。

前额叶皮层：位于我们大脑的前部，是“理性”和“控制”的中心。它负责高级认知功能，如逻辑推理、决策、道德判断、情绪调节和赋予情境意义。前额叶皮层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调节和抑制杏森核的过度反应。

一场健康的“凝视”，其关键就在于能否实现杏仁核与前额叶皮层的协同工作，而非让杏仁核被“劫持”。

一部纯粹贩卖“血腥”的电影，会绕过前额叶皮层，直接、粗暴地刺激杏仁核。观众在观影后留下的可能只是碎片化的、无意义的恐怖记忆，甚至可能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因为大脑无法为这些恐怖画面赋予一个合理的、有意义的叙事框架，它们就像病毒一样，在记忆中游荡。

而一部像《731》这样严肃的、叙述历史真相的电影，在激活我们杏仁核的同时，更强有力地激活了我们的前额叶皮层。

它是如何做到的？

1、提供历史背景与叙事框架：电影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虚构的恐怖故事，这是一段真实发生过的历史。这个宏大的历史叙事框架为我们即将看到的一切苦难赋予了意义。我们的前额叶皮层会立刻开始工作，它会问：“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它对我们的民族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些行为？”

2、克制的艺术手法：如前所述，导演通过侧重心理恐怖、运用声音设计和象征符号等手法避免了对杏仁核的过度轰炸。这种克制给了我们的前额叶皮层一个“喘息”和“思考”的空间。我们不是被动地被血腥画面淹没，而是在导演的引导下主动地去思考和感受。

3、聚焦道德与人性的拷问：影片对施暴者心理的刻画，对人性异化的探讨，直接就是向观众的前额叶皮层发出的“邀请函”。它迫使我们进行复杂的道德判断，而不是简单的“好人/坏人”二元对立。这种认知上的挑战是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最擅长也最“喜欢”的工作。

因此，观看《731》的过程是一次大脑高级功能的复杂演练。杏仁核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痛”，而前额叶皮层则帮助我们理解这“痛”的来源、意义和教训。最终，这段记忆被编码储存在我们的大脑中，它不是一个创伤性的“鬼影”，而是一个结构化的、有意义的“警示性记忆”。它告诉我们人类的残忍可以达到何种程度，以及我们为何必须用文明、理性、道德的堤坝和自身的强大，去约束人性中的“恶之洪流”。

从“替代性创伤”到“创伤后成长”：苦难教育的终极价值

一些心理学家可能会提出“替代性创伤”的风险，即通过接触他人的创伤经历而自身产生创伤反应。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风险，尤其对于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

然而，心理学中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概念，叫做“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TG）。它指的是人们在经历重大创伤或危机之后，可能在心理上达到比危机前更高的功能水平。这种成长体现在几个方面：对生命更深的感激、与他人更亲密的关系、更强的个人力量感、发现新的可能性以及精神层面的发展。

虽然PTG通常指亲身经历创伤后的成长，但其核心机制“通过对逆境的反思和意义重构来实现心理蜕变”同样适用于经过妥善引导的“替代性创伤”体验。

观看电影《731》，如果仅仅是让孩子自己去看，然后任由其被恐惧吞噬，那无疑是有害的。但如果是在“有准备的头脑”和“支持性环境”中进行，结果将截然不同。

“有准备的头脑”：在观影前，家长和老师可以先给孩子讲述相关的历史背景，说明这部电影的意义，不是为了吓唬人，而是为了铭记和反思。这种预期管理能够极大地调动孩子的前额叶皮层，为接下来的情感冲击做好认知上的准备。

“支持性环境”：观影过程中，家长的陪伴本身就是一种安全信号。观影后，最关键的一步是进行深入的、开放的对话。家长可以问孩子：“你看到了什么？”“你有什么感受？”“你觉得最可怕的是什么？”“你认为我们为什么要记住这些事？”

这个对话过程，就是将潜在的“替代性创伤”转化为“创伤后成长”的催化剂。它帮助孩子：

1、言语化情绪：将内心的恐惧和悲伤用语言表达出来，本身就是一种疗愈。

2、重构意义：在家长的引导下，孩子能将观影带来的负面情绪，升华为对和平的珍视、对生命的敬畏、对国家历史的责任感。

3、强化家庭联结：共同面对一段沉重的历史，并就此进行深刻的交流，会极大地增进亲子之间的情感联结与信任。

通过这个过程，孩子所获得的将远远大于短暂的恐惧。他会更深刻地理解“幸福”并非理所当然，会对人性中的善良与坚韧有更强的信念，会对自己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身份有更沉甸甸的认知。这就是苦难教育的终极价值所在——它不是为了制造痛苦，而是为了通过理解这份痛苦，来锻造一颗更强大、更慈悲、更智慧、更爱自己国家的心灵。

三、历史的重量和身份的构建：孩子为何需要知道“我是谁”

一个民族的延续，不仅在于血脉的传承，更在于记忆的传承。而记忆从来不是只有光荣与梦想，它必然包含着伤痕与泪水。对孩子进行历史教育，如果刻意回避民族的苦难史，那无异于在构建一座地基不稳的空中楼阁。

“历史失忆症”的民族风险：遗忘、忽视和逃避无异于二次屠杀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曾说过：“对逝者的遗忘，就等于再杀害他们一次。”这句话精辟地道出了“历史失忆症”的可怕后果。

对731部队罪行的遗忘、忽视、逃避或淡化，意味着什么？

对死难者的二次凌辱：那些在实验室里被编号、被肢解、被当作“材料”消耗掉的同胞，他们生前被剥夺了为人的尊严，如果死后连他们的苦难和姓名都被遗忘，那将是对他们最后的、也是最彻底的背叛。铭记是我们作为生者，唯一能为他们守住的尊严。

对罪恶的无形纵容：如果一段如此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可以因为“令人不适”而被轻易地从公共记忆中抹去，那么它就为未来可能发生的类似罪行扫清了道德上的障碍。历史的教训一旦被遗忘，历史的悲剧就极有可能重演。

民族精神的“钙质流失”：一个只愿意拥抱辉煌、不愿正视伤痕的民族，其精神是脆弱的、虚胖的。真正的强大源自于一种“含泪前行”的坚韧，它敢于直面自己最深的伤口，从中汲取力量和经验。731部队的罪行是我们民族肌体上一道深可见骨的伤疤，它时刻提醒着我们“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提醒着我们现代化的国防与科技对于捍卫民族尊严是何等重要，也提醒着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形式的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复活。这道伤疤，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痛点”，也是“强点”。

那些以“血腥”为名举报电影《731》、阻止其上映的人，无论其主观意图为何，其客观行为都在助长这种危险的“历史失忆症”。他们试图用一块“儿童不宜”的遮羞布，来掩盖整个民族都应共同承担的记忆责任。这种行为看似是在保护孩子，实则是在剥夺他们了解真相的权利，是在瓦解我们民族共同的记忆基石。

从“知道”到“懂得”：情感教育缺失下的苦难认知价值

我们当下的教育体系，在历史教学上，往往更侧重于“知道”，而非“懂得”。

一个中学生，可以通过背诵，准确“知道”731部队的番号、地点、头目和大致罪行。他可以在试卷上拿到高分。但这种“知道”，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层面的，是抽离了情感的。

而“懂得”则是情感与存在层面的。它意味着，当你提及“731”这三个数字时，你的内心会涌起一种复杂的情感——悲愤、沉痛、警醒。你能够将那些冰冷的史实与真实的人类情感联系起来。你“懂得”那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场真实发生在你的同胞身上的、无法言说的浩劫。

如何实现从“知道”到“懂得”的跨越？答案是，必须引入“情感教育”。而艺术，正是进行情感教育最强有力的工具。

电影《731》的作用就是一座桥梁，它连接了历史事实的“彼岸”与个体情感的“此岸”。

1、它将抽象的数字（数万名遇难者）转化为具体的、可感的个体形象。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将不再是统计数据，而是一个个有名字、有家庭、有恐惧、有希望的鲜活生命。

2、它通过视听语言，营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氛围，让观众在情感上“贴近”历史现场。这种“贴近”会带来不适，但正是这种不适，打破了我们与历史之间的安全距离，迫使我们进行情感投入。

苦难认知，在情感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能培养孩子几项至关重要的品质：

1、同理心与利他主义：真正“懂得”了同胞曾遭受的苦难，孩子们会更自然地生发出对他人的同情与帮助之心。这种情感会泛化到日常生活中，让他们更愿意关心弱者，反对霸凌。

2、坚韧性与抗挫力：了解了民族在如此绝境中都未曾屈服的历史，孩子们在自己的人生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会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参照系。他们会明白：个人的烦恼与民族的苦难相比，是何其渺小，从而获得一种超越性的力量。

3、批判性思维：对731部队罪行的深刻认知，必然会引向对战争、科学伦理、国家机器等宏大问题的思考。它会促使孩子们去问“为什么”，去探究邪恶的根源，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简单的答案。

在一个日益富足但也可能日益浮躁的时代，让孩子通过《731》这样的作品去“懂得”苦难，不是要给他们的童年蒙上阴影，而是要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打下坚实的“地基”。这块地基由共情、坚韧和思辨构成，它将支撑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更有人情味。

建构身份：在民族的苦难与荣光中定位自我

“我是谁？”这是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在探索的哲学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是在与“我们是谁”的对话中形成的。个体的身份总是嵌套在家庭、社群、民族、国家等多重集体身份的同心圆之中。

一个中国孩子，要回答“我是谁”，就必须理解“成为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不仅是四大发明、唐诗宋词、航天英雄的继承者，他同样也是南京大屠杀、百年国耻、731惨案的记忆继承者。

“光荣”与“苦难”共同构成了我们民族身份的一体两面，缺一不可。

只向孩子讲述光荣的历史，就会培养出一种廉价的、脆弱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在顺境时容易演变为傲慢自大的“战狼”心态，在逆境时则容易因为幻想破灭而迅速滑向民族自卑。

而将苦难的历史一并交付给孩子，则是对他们最大的信任，也是在帮助他们构建一种成熟、厚重、富有韧性的民族身份认同。

理解“来路”，才能看清“去路”。让孩子了解731这段历史，就是让他们明白，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是我们的先辈用何等惨烈的牺牲换来的。这种对“来路”的深刻认知，会让他们倍加珍惜当下，并自觉地将捍卫这份和平作为自己未来的责任。

当一个孩子将自身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时，他会获得一种超越个体的归属感和使命感。他会明白自己的学习、工作和奋斗，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前途，也关乎着这个民族的复兴，关乎着确保历史的悲剧永不重演。这种内在的驱动力远比任何物质激励都更强大、更持久。

电影《731》可以帮助孩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因为731部队的历史是科学被滥用于反人类目的的极端案例，是反人类的行为。它向孩子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知识和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使用它的人必须有良知和道德。这会引导他们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建立起“科技向善”的价值准则，这对于我们建设一个真正文明的科技强国至关重要。

带孩子去看《731》，不是要向他们灌输仇恨。恰恰相反，是要让他们理解仇恨与极端主义的可怕后果，从而成为和平的坚定守护者。这份记忆不是负担，而是一份沉甸甸的遗产。它帮助一个孩子在他的内心深处，完成对自己身份的最终确认：我是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流淌着这个民族的荣光与泪水，我的肩膀上承载着这个民族的过去与未来。

四、成年人的必修课：正视历史，拒绝犬儒与麻木

《731》不仅是给孩子的教育课，更是给每一个成年人的“补课”。在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成年人同样面临着“凝视恐惧症”和“历史失忆症”的威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逃避主义与“娱乐至死”的文化症候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写道，一个被无尽的娱乐和消费信息包裹的社会，会逐渐丧失对严肃问题的思考能力。人们追求“爽感”，逃避“沉重”；追逐热搜，漠视历史。一切都被简化为段子、表情包和短视频，深度和复杂性被消解得一干二净。

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拒绝观看《731》的理由，往往惊人地相似：“太压抑了，不想看”“生活已经很累了，不想再给自己添堵”“看点开心的不好吗？”

这些看似合情合理的个人选择，汇集在一起，却构成了一种令人不安的集体性逃避主义。这种心态的背后是一种深刻的犬儒主义和精神麻木。它将我们的记忆责任矮化为个人情绪偏好。仿佛只要我闭上眼睛，世界的苦难就与我无关。

成年人走进影院去看《731》，本身就是一种对这种文化症候的有力反抗。对于许多成年人来说，731的历史，可能只是教科书上的一段文字，纪录片里的一些黑白照片，博物馆里的几件陈列品。它被封存在“过去”这个保险柜里，显得遥远、冰冷而抽象。

电影《731》最大的价值之一，就是用“观看”的体温，去融化历史的冰封。

它利用电影这种媒介强大的共情能力，将我们从一个安全的“旁观者”位置瞬间拉入历史的漩涡中心。我们不再是隔着玻璃看标本，而是仿佛能感受到实验室里的寒气，听到受害者的呼吸，看到施暴者眼中人性的泯灭。这种体验，会彻底激活我们对历史的“体感”。历史不再是躺在档案里的旧纸堆，而是变成了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有温度、有痛感的记忆。这种“痛感”是清醒剂，也是强心针。它让我们在享受和平与繁荣的今天，时刻保持着一种必要的清醒。

凝视深渊：作为一种责任，更作为一种力量

尼采在《善良的彼岸》一书中写道：“与怪物战斗的人，应当小心自己不要成为怪物。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这句话更深的含义是，理解黑暗、直面深渊，是认知世界、战胜邪恶的前提。

凝视《731》所揭示的人性深渊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绝望或仇恨，而是为了让我们获得一种更深刻、更强大的力量：

道德的力量：通过直面“恶”的极限，我们才能更清晰地定义“善”的边界，更坚定地守护人性的底线。这种道德上的清晰性，在价值观日益混乱的今天，弥足珍贵。

理性的力量：通过反思731部队的罪行，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科学伦理、国家暴力、极端思想的危害。这种理性的反思，是我们避免重蹈覆辙的“防火墙”。

团结的力量：一段共同的、被深刻感知的创伤记忆，是凝聚一个民族最强大的粘合剂之一。当我们共同在影院里为同一段历史而心痛、流泪、愤怒时，我们作为“命运共同体”的身份认同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

因此，成年人观看《731》，不是一次自讨苦吃的“精神受虐”，而是一次必要的精神操练。它让我们在凝视深渊之后，不是被深渊吞噬，而是变得更清醒、更坚强、更有智慧。我们从中汲取的力量将帮助我们更好地建设这个国家，教育好我们的后代，并以一种负责任的大国公民的姿态，去面对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

结语

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电影《731》？

本文通过详尽的跨学科论证，试图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

首先，我们必须坚决地、彻底地撕掉那枚被别有用心或出于无知而贴上的“血腥”标签。这不是一部贩卖感官刺激的剥削电影，而是一部运用了高度艺术克制、旨在触发深刻心理与情感共鸣的严肃历史作品。导演赵林山的“手术刀式”美学，决定了它的核心是“刺心”，而非“刺眼”。

其次，我们应该科学地、理性地认识到，“凝视”苦难对于个人与民族的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神经科学告诉我们，这种凝视是锻炼“共情”的镜像神经元、平衡“恐惧”与“理智”的杏仁核与前额叶皮层、实现“创伤后成长”的必要过程。它不是摧残，而是淬炼。

因此，我在此发出最郑重的呼吁：

请带您的孩子去看《731》，但请不要将他们独自推入影院。在观影前后，与他们进行充分的交流和引导。这不仅是在教他们一段历史，更是在用科学的方式，培育他们懂得共情、敬畏生命、担当责任的宝贵品格。请相信：一个敢于直面民族伤痕的孩子，远比一个在无菌舱中长大的孩子，更懂得未来的路该如何走。民族的未来，正蕴藏在这一次次“含泪的凝视”之中。

请您自己，也走进影院去看《731》，请暂时放下生活的疲惫和对沉重的逃避，以一个成年公民的身份，去完成这次精神上的“返乡”，去触摸那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脉搏。这不仅是对死难同胞的告慰，更是对我们自身良知与责任的唤醒。在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选择一次深刻的、甚至痛苦的凝视，本身就是一种保持清醒、拒绝麻木的高贵姿态。

《731》的上映，不应仅仅是一次普通的电影发行事件。它应该成为一个契机，一个引发全社会就“如何面对历史创伤”“如何进行情感教育”“如何构建民族身份”等重大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国民课堂。

让我们停止争论那虚妄的“血腥”标签，停止因恐惧而退缩。让我们选择凝视，选择铭记、反思。因为在那片曾经被冰雪与罪恶覆盖的黑土地之下，埋藏的不仅是无尽的苦难，更埋藏着我们民族走向未来所必需的、最沉重也最宝贵的力量。

让凝视成为一种勇气，让铭记成为一种力量。让这段历史的痛，最终化为我们民族走向永久和平与强大的基石。

（完）

作者：大熊，原名李昱坤，艺术评论人，《呓艺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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