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的凝视：从徐悲鸿到卡特兰，当代语境下“马”的肉身与隐喻》

作者：李昱坤

《野兽的凝视：从徐悲鸿到卡特兰，当代语境下“马”的肉身与隐喻》

引言：被过度修饰的图腾

今夜，是2026年农历丙午马年的除夕。窗外或许有零星的烟火，但更多的是数字屏幕上流光溢彩的祝福。在我的数据流中，社交媒体的时间线上，一场关于“马”的符号狂欢正在上演。以汉字“马”的篆书形态为灵感，融合了“骐骥驰骋”意象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主标识早已成为今晚视觉叙事的起点。无数的电子贺卡、品牌海报和家庭群聊的表情包里，奔腾的红马、金马承载着“龙马精神”、“马到成功”的古老祈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像素化密度，包裹着这个辞旧迎新的夜晚。宝马汽车等品牌巧妙地利用其名称中的“马”字，向亿万中国消费者致以新春祝福，将商业逻辑与民俗符号无缝衔接。

然而，在这片喜庆祥和的符号海洋中，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悄然浮现。在年轻一代的消费语境里，一只名为“哭哭马”的玩偶，以其憨态可掬又略带忧伤的表情，意外地成为爆款，社交平台上称之为“情绪马”。人们购买它，并非为了祈求成功，而是寻求一种情绪的慰藉与自我和解。这种从“力量与速度”的宏大叙事向“个体情绪承载”的微观叙事的转变，不经意间撕开了传统符号坚硬的外壳，暴露出内里柔软而复杂的当代心灵结构。

当马作为一种生物实体，已基本从我们的日常生产与交通中退场时，它在文化与艺术的场域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我们必须承认，在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乃至信息文明的剧烈转型中，马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它不再是衡量国力、决定战争胜负的战略资源，不再是田间地头可触可感的生产力工具。它被纯化、被美化，最终被制成了一枚精致而安全的文化琥珀，成为纯粹的审美客体、体育竞技中的优雅运动员，或是我们在历史剧与博物馆中凭吊的怀旧符号。

千百年来，我们赋予了马太多社会学的意义：成功、速度、力量、忠诚、进取 [[7]]。这些熠熠生辉的词语，如同一层层华丽的马衣，包裹住马的生物性本质。我们赞美它的奔跑，因为它满足了人类超越自身物理局限的渴望；我们歌颂它的神骏，因为它投射了我们建功立业的雄心。然而，我们却选择性地遗忘了它作为血肉之躯的另一面：被鞭笞的疼痛，被束缚的屈辱，被阉割的野性，以及在生存斗争中无法逃避的衰老与死亡。

当传统的吉祥话语在今晚的数字媒介中不断回响，显得既热烈又空洞之时，另一双眼睛——当代艺术的眼睛，正以一种冷静甚至冷酷的姿态，凝视着这枚文化琥珀的内部。它们试图穿透那层被历史和民俗过度修饰的“吉祥”表皮，去触摸马的肉身，感受它的痛感，理解它的荒诞处境，并最终在它的身上，照见我们人类自身在现代性困境中的精神镜像。

本文将以一种“对比蒙太奇”的研究方法，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经典“马”——徐悲鸿笔下承载着家国情怀的奔马，与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贝林德·德·布鲁伊克（Berlinde De Bruycker）、雅尼斯·库奈里斯（Jannis Kounellis）等西方当代艺术家作品中那些被悬挂、被肢解、被囚禁的“马”并置。这场跨越时空的视觉对话，旨在揭示“马”这一古老符号在当代语境下的解构与重组。我们将探讨，当“龙马精神”的象征意义逐渐被技术发展的现实所消解，当代艺术如何将“马”从一个宏大的民族寓言，转化为一个关于个体存在、生命脆弱性与文明冲突的深刻寓言。

我们即将看到的，不再是“画中的马”，而是“作为观念的马”。这匹观念之马，或许不再奔跑，但它的沉默、它的悬置、它的伤痕，恰恰构成了对我们这个时代最强有力的发问。

第一章：历史的回声与断裂：作为民族寓言的“徐悲鸿之马”

在深入探讨当代艺术如何“问题化”马的形象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回到一个坚实的文化坐标之上。在中国，任何关于“马”的艺术讨论，都无法绕开徐悲鸿（1895-1953）这个名字。他的马，几乎成为了20世纪中国画的象征，驰誉世界 [[8]][[9]]。理解徐悲鸿的马，不仅是理解一种绘画风格，更是理解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关口的心灵投射。

一（一） 千年传统的延承与变奏：从韩干到赵孟頫

在中国悠久的绘画史中，“画马”一科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它从来不只是对一种动物的客观描摹，而是与皇权、政治、军事和文人精神紧密相连的文化符码。

唐代的韩干，以画“肉马”著称，他笔下的马，肥硕雄健，充满盛唐气象，是国力鼎盛、天马西来的帝国荣耀的直接写照。其名作《照夜白图》，虽仅描绘一匹被拴在马桩上的烈马，但其昂首嘶鸣、奋力欲挣的神态，传递出一种桀骜不驯的生命张力，成为后世无数画家追摹的典范。艺术史家认为，韩干画马，突破了前人“画皮”的局限，深入到了“画骨”的层次，这里的“骨”，既指解剖结构的准确，也指内在精神的刚健。

到了宋代，文人画兴起，李公麟以其白描技法，将画马带入了“简淡”的审美境界。他的《五马图》，以精准而富有弹性的线条，勾勒出西域进贡的五匹名马以及牵马的奚官。每一匹马的形态、品种、性格乃至情绪，都在极简的笔墨中被刻画得淋漓尽致。此时的马，除了作为帝国疆域的象征，也开始成为文人雅士品评、鉴赏的对象，其审美价值日益凸起。

元代赵孟頫的出现，则在画马史上树立了另一座丰碑。作为宋朝宗室后裔，身处异族统治之下的赵孟頫，其心态是极其复杂的。他画马，常被后世解读为寄托了对故国的思念与对自身仕元处境的矛盾心态。他在《人骑图》等作品中，追求复古，遥追唐风，笔下的马匹既有唐马的雄健，又融入了文人的秀逸。马，在此处成为了士大夫阶层在乱世中托物言志、安顿心灵的载体。艺术史学者方闻（Wen C. Fong）在《超越再现：8-14世纪的中国绘画与书法》（Beyond Representation: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8th-14th Century）中论述，元代文人画的转向，在于将个人的情感与笔墨趣味置于客观再现之上，赵孟頫的马正是这一转向的绝佳例证。

从韩干的“肉马”、李公麟的“线马”到赵孟頫的“心马”，一部中国画马史，就是一部帝国气象、文人风骨与个人心绪交织的历史。马的形象，始终在“形似”与“神似”之间摆动，但其核心功能——作为权力、德行或情感的载体——却一以贯之。这便是徐悲鸿接过的深厚传统。

一（二） 民族危亡的呐喊：徐悲鸿的“龙马精神”

徐悲鸿的艺术生涯，恰逢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最屈辱的时期。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激烈批判，以及其后接踵而至的军阀混战与外族入侵，共同构成了一个呼唤强者、呼唤新生、呼唤民族精神振作的时代语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徐悲鸿提出了“改造中国画”的宏大目标。他远赴欧洲，系统学习西方古典主义的写实技巧，并坚信，中国画的衰败在于脱离现实、空谈笔墨趣味，必须引入西方的“科学”方法——主要是素描和解剖学——来“矫正”其弊病。

徐悲鸿的马，正是其“中西融合”艺术理念最完美的实践。他不像传统画家那样依赖临摹和程式化的“马谱”，而是坚持对真马进行大量的写生和解剖学研究。这使得他笔下的马，在骨骼结构、肌肉动态和光影表现上，都具有前所未有的真实感和体积感。然而，徐悲鸿的追求远不止于“形似”。他将西方艺术的写实能力，巧妙地嫁接到了中国传统水墨的写意精神之上。他用饱含水分的淋漓笔墨表现马的躯干，以苍劲、飞白的笔触扫出鬃毛和马尾，笔墨之间充满了速度感和力量感。艺术史家迈克尔·苏立文评价道：“徐悲鸿成功地将欧洲学院派的严谨与中国笔墨的奔放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既为大众所理解，又具有强烈情感冲击力的艺术形式。”

这种艺术形式的力量，在1930至1940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顶峰。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徐悲鸿将满腔的悲愤与救国热情，全部倾注于笔下的奔马。此时的马，已经完全超越了动物的范畴，它们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化身。它们在狂风中奔驰，在旷野上嘶鸣，它们鬃毛飞扬，四蹄腾空，眼神中充满了刚毅与不屈。它们是奔向战场的战士，是觉醒的民族魂。在《奔马图》、《群马》等一系列作品中，徐悲鸿常常题写“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此去天涯将焉托，伤心竞爽亦徒然”等充满忧患意识的诗句。这些画作在后方展出，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士气，起到了“唤醒民众、凝聚民族意识”的社会动员功能。在战时语境下，这些作品被赋予了特定的图像学意义，即通过马的“勇往直前”来隐喻抗战的“坚持到底”。

建国以后，徐悲鸿的马则随着时代的变化，转而象征着新中国的欢快与振奋，充满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昂扬激情。可以说，徐悲鸿的马与20世纪中国的民族命运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它是一个宏大的、清晰的、充满正能量的民族寓言。每一笔，都服务于“国家”与“民族”的宏大叙事。

一（三） 断裂的图谱：从“家国情怀”到“观念载体”

时至今日，当我们再次审视徐悲鸿的马，我们依然能为其精湛的技艺和饱满的激情所感染。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支撑这匹马奔跑的那个历史语境，已经一去不复返。当“救亡图存”不再是时代的主题，当民族复兴的道路展现出更为复杂和多元的面貌时，徐悲鸿式的、单一的、高昂的“龙马精神”符号，其感召力便不可避免地被削弱了。

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如果一位艺术家仅仅是模仿徐悲鸿的风格来画马，那么其作品很可能被视为一种空洞的怀旧或廉价的民族主义符号的复制。因为，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否回应其所处时代的真实问题与真实感受。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不再是亡国灭种的集体恐惧，而是全球化浪潮中的身份迷思，是技术异化下的人性困境，是消费社会中的精神空虚，是信息爆炸带来的意义失落。这些复杂的、内向的、甚至带有病理学特征的时代情绪，无法再用一匹昂首阔步的奔马去简单地概括和承载。

因此，一场深刻的断裂已然发生。当代艺术家们对“马”的兴趣，不再是延续徐悲鸿式的、作为民族精神载体的“画中的马”。他们不再关心如何把马画得更“像”、更“有精神”。相反，他们将马作为一个“观念的载体”，一个可以被拆解、被重组、被质询的文化符号。他们关注的是马的“物性”——它的重量、它的皮毛、它的骨骼、它的存在本身。他们要看的，是当马被剥离了所有英雄主义和社会性光环之后，所剩下的那个赤裸的、沉默的、甚至痛苦的生物，并以此为镜，反观人类自身的处境。

从徐悲鸿到卡特兰，这不仅仅是艺术手法的转变，更是世界观的转变。前者是用马的形象去建构一个统一的、昂扬的民族神话；后者则是用马的身体去解构所有宏大叙事，暴露出个体存在的脆弱、荒诞与不安。这道深刻的断裂，正是我们进入下一章节，探索当代艺术中“马”的肉身与隐喻的入口。

第二章：肉身、痛感与荒诞：当代艺术的三棱镜

如果说徐悲鸿的马是一面投射着民族集体意志的旗帜，那么在当代艺术的棱镜下，马的形象则被折射、分解，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光谱。这束光谱不再是单一的红色激情，而是包含了深邃的黑（死亡）、苍白的白（脆弱）和混杂的灰（荒诞）。艺术家们不再仰望马的崇高，而是俯身审视它的肉身，触摸它的伤痕，感受它的体温与重量。在这一章中，我们将通过三位极具代表性的艺术家的关键作品，深入探讨“马”是如何从一个英雄主义的符号，转变为一个承载着现代性焦虑、生命痛感与文明冲突的复杂媒介。

我们赞美奔跑的马，往往是因为恐惧停滞；但在当代艺术的凝视中，那匹悬停的、沉默的马，才最接近我们灵魂的真相。 这句预设的断言，将成为贯穿本章分析的核心线索。

二（一） 悬置的百年：莫瑞吉奥·卡特兰与《Novecento》的重力隐喻

在意大利当代艺术家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的创作序列中，挑衅与荒诞是永恒的主题。他如同一个艺术界的顽童或小丑，用极其简洁、戏谑甚至残酷的视觉语言，不断地戳破权威、颠覆传统、嘲弄艺术体系本身。他让教皇被陨石击倒（《第九小时》，1999），让希特勒跪地忏悔（《他》，2001），让一根香蕉用胶带贴在墙上卖出天价（《喜剧演员》，2019）。而在他众多的惊世骇俗之作中，创作于1997年的装置作品《Novecento》以其沉重的静默和巨大的悲剧感，占据了极为特殊的位置。

1. 作品描述：被重力拉长的悲剧

《Novecento》的构成异常简单：一匹真实的马匹标本，被一套皮质的吊具从天花板上悬挂下来，四肢无力地垂向地面。这匹马名叫“Tiramisù”，曾是一匹屡获殊荣的赛马。卡特兰将它制成标本，以一种近乎羞辱的方式，将其悬置在意大利里沃利城堡博物馆（Castello di Rivoli）一个富丽堂皇、充满巴洛克装饰的展厅中央。马的身体因重力而被极度拉长，显得异常瘦削和疲惫，仿佛生命中所有的能量都被地心引力彻底抽干。它既没有奔跑，也没有嘶鸣，甚至没有挣扎。它只是挂在那里，像一件被遗忘的旧大衣，沉默地承受着自身的重量和所有观众的凝视。

这种悬置的状态，首先在物理层面上构成了对“马”这一符号的彻底颠覆。马的本质在于运动，在于它克服重力、驰骋于大地的能力。而卡特兰却剥夺了它最重要的属性，将其置于一个完全被动、完全无力的境地。艺术评论家南希·斯佩克特（Nancy Spector）在为古根海姆博物馆策划的卡特兰回顾展“All”（2011）的图录前言中写道：“卡特兰的作品常常将我们熟悉的事物置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从而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其固有的意义。《Novecento》中的马，就是对英雄主义和力量的纪念碑式形象的一次彻底的瓦解。”

2. 标题的寓言：一个世纪的精疲力竭

作品的标题“Novecento”在意大利语中意为“二十世纪”。这个标题的介入，瞬间将作品的意涵从一个关于动物的奇观，提升到了一个宏大的历史寓言层面。这匹被悬挂的、精疲力竭的马，成为了整个20世纪的化身。

20世纪，是一个充满了宏大理想与残酷现实的世纪。它以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开场，相信理性、科学和进步将带领人类走向光明的未来。然而，接踵而至的却是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的暴行、古拉格的集中营、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以及无数的革命与失败。那些曾经激励了无数人前赴后继的伟大叙事——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似乎都耗尽了最初的能量，露出了疲态。

卡特兰的《Novecento》正是对这个世纪末普遍弥漫的“历史终结”情绪的视觉捕捉。这匹马，象征着20世纪所有那些曾经奔腾不息的乌托邦理想和革命激情。如今，它被悬挂在历史的殿堂里，动弹不得，成为一个供人凭吊的标本。它的无力感，精准地隐喻了现代人在经历了百年的动荡与幻灭之后，普遍感到的精神疲惫、信仰悬空和方向迷失。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在其著作《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1979）中，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metanarratives）的怀疑。卡特兰的马，就是这些“元叙事”失败后的悲剧性遗骸。

3. 现代人的精神镜像：焦虑的悬置状态

超越历史寓言的层面，《Novecento》更是对当代个体精神状态的深刻写照。那匹悬在半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马，像极了每一个在现代社会中挣扎的我们。

我们生活在一个加速度的时代，被“更高、更快、更强”的逻辑所驱动，仿佛必须像一匹永动机般的赛马，不停地奔跑。然而，在无休止的竞争和期望之下，许多人感到的是一种内在的悬空感。我们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我们的工作与生活的意义，常常处于一种不确定的悬置状态。我们看似在前进，但精神上却可能被无形的绳索吊着，动弹不得，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和自身的重量。

这匹马的沉默，是现代人失语状态的隐喻。在喧嚣的信息社会中，我们看似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表达渠道，但内心深处的焦虑、孤独和无力感，却往往难以言说。卡特兰的作品，以一种极端的、静默的方式，为这种普遍的内在体验提供了一个视觉出口。它让我们在凝视那匹无力的野兽时，看到了自身的倒影：那个在深夜里感到精疲力竭、在人群中感到格格不入、在人生道路上感到进退维谷的自己。

因此，卡特兰的《Novecento》完成了一次彻底的符号逆转。它将徐悲鸿式的、代表着“马到成功”的昂扬符号，变成了一个象征着“努力的失败”、“理想的悬空”和“存在的疲惫”的悲剧性符号。这匹不再奔跑的马，以其沉重的肉身，锚定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痛点。

二（二） 受难的肉身：贝林德·德·布鲁伊克的“皮相”考古学

如果说卡特兰的马是英雄主义理想破灭后的悲剧标本，那么比利时艺术家贝林德·德·布鲁伊克（Berlinde De Bruyckere）的作品，则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了更深层、更原始的层面——那就是剥离了一切身份与名号之后，赤裸裸的、正在承受苦难的肉身。她的创作，尤其是以马为媒介的雕塑，堪称一场对生命脆弱性的“皮相”考古。

1. 作品描述：被缝合的伤痕与无名的肉块

德·布鲁伊克并不使用完整的马匹标本。相反，她使用的是真实的马皮，这些马皮经过复杂的处理，再由她像一个外科医生或裁缝一样，用粗糙的针线、毯子、铁丝和蜡，重新缝合、堆叠、扭曲，最终塑造成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形态。

在她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马的头颅、眼睛和四蹄，这些最具识别性和“精神性”的部位被刻意地隐藏或去除了。我们看到的是一堆堆无名的肉块，皮肤的褶皱、血管的痕迹、缝合的伤疤被毫不掩饰地暴露出来。这些“马体”常常被放置在简陋的木制或铁制的基座上，有时像被随意丢弃的屠宰场废料，有时又像古代祭祀仪式上的牺牲。在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上，她创作的《黑马》（The Black Horse），就是一个巨大的、无头的马身，安静地躺在展厅中，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不为人知的浩劫。而在她的“Cripplewood”系列中，巨大的、扭曲的树干与蜡制的、类似血肉的形态交织在一起，马的元素被进一步抽象化，化为一种普遍的、受难的生命形态。

2. 去英雄化与苦难的普世性

德·布鲁伊克的艺术，首先是对马的英雄主义传统的彻底剥离。从古希腊的骑马雕像，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君王 equestrian portrait，再到徐悲鸿的奔马，马在西方和东方艺术中，长期以来都是与权力、征服、荣耀和神性联系在一起的。德·布ruyckere 做的，就是系统性地拆除这些光环。通过移除头部，她消除了马的“个性”和“精神”，使其不再是一个高贵的、可供赞美的“他者”，而仅仅是一具匿名的、承受痛苦的“身体”。

这种对身体的聚焦，使得她的作品超越了物种的界限，触及了一种普世性的苦难经验。当我们凝视那些被缝合的皮肤，我们联想到的不仅仅是动物的痛苦，更是人类自身的脆弱。战争中的伤兵、疾病中的病人、灾难中的遇难者……所有遭受肉体创伤的生命，其痛苦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德·布鲁伊克的马皮雕塑，成为了一个承载所有这些痛苦的容器。南非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 库切（J.M. Coetzee）在为德·布鲁伊克2013年威尼斯双年展比利时馆展览图录撰写的文章中，将她的作品与卡夫卡的变形故事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揭示了“身体作为我们存在的脆弱居所”这一核心真相。

3. 材料的触感与“神圣的肉身”

德·布鲁伊克的作品具有极强的材料性和触感。她使用的马皮、蜡、羊毛、旧毯子等材料，本身就带有一种温暖、有机但又易逝的质感。尤其是蜡，这种材料在西方宗教艺术中常被用来制作还愿的奉献物（ex-votos），它既能模仿皮肤的光泽和质地，又带有一种凝固、封存死亡的意味。通过对这些材料的运用，德·布鲁伊克创造出一种介于生与死、有机与无机、吸引与排斥之间的模糊地带。法国思想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恐怖的权力：论“贱斥”》（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中提出的“贱斥”（abjection）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观众在面对这些作品时的复杂感受。“贱斥”指的是那些被我们从身体和文化秩序中排斥出去的东西，如尸体、排泄物、伤口，它们既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又威胁着我们的身份认同，因而引发一种既恐惧又着迷的矛盾心理。德·布鲁伊克的马皮雕塑，正是这样一种“贱斥物”，它迫使我们直面被现代文明竭力掩盖的身体的腐朽与死亡。

然而，在表现苦难的同时，德·布鲁伊克的作品也带有一种奇异的“神圣感”。她对伤口的缝合，既是一种创伤的再现，也是一种试图治愈和关怀的姿态。那些安静躺卧的身体，虽然残破，却也散发出一种安详和尊严，仿佛在经历极致的痛苦之后，抵达了某种平静的超脱。这让人联想到基督教艺术中对基督受难身体的描绘，如格吕内瓦尔德（Matthias Grünewald）的《伊森海姆祭坛画》中那具布满伤痕的耶稣身体。在那些作品中，肉体的极度痛苦恰恰是通往神性救赎的途径。同样，德·布鲁伊克的“受难之马”，也通过对肉身痛感的极致呈现，引导我们去思考超越物质层面的怜悯、同情和生命尊严等问题。

通过德·布鲁伊克的双手，马不再是精神的象征，而回归其最本质的物质性存在——肉身。但这具肉身，又因其所承受和展现的巨大痛苦，升华为一种关于生命普遍困境的深刻隐喻。

二（三） 野性的入侵：雅尼斯·库奈里斯与《无题（12匹马）》的边界爆破

前两位艺术家处理的都是“死去的马”（标本或皮毛），而意大利“贫穷艺术”（Arte Povera）运动的主将雅尼斯·库奈里斯（Jannis Kounellis），则在1969年 совер了一个更为激进、更具颠覆性的举动：他将“活的马”直接引入了艺术空间。他的作品《无题（12匹马）》（Untitled (12 Horses)），成为20世纪艺术史上一个无法绕过的里程碑事件，它以最直接、最粗暴的方式，探讨了自然与文化、生命与艺术之间的紧张关系。

1. 事件回顾：闯入“白立方”的生命体

1969年1月，在罗马的L’Attico画廊——一个由车库改造而成的空间——库奈里斯实施了他的《无题（12匹马）》。他将12匹颜色各异的活马，牵入画廊，并将它们分别拴在墙边的缆绳上，如同古典油画中的场景一般。展览没有开幕式，没有画作，没有雕塑，只有这12匹活生生的动物。它们在展厅里呼吸、嘶鸣、甩动尾巴，甚至排泄。观众进入画廊，面对的不再是一件可供静观的艺术品，而是一个充满气味、声音和不可预测性的生命现场。这个展览仅持续了三天。

这一行为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它直接挑战了自现代主义以来建立的关于艺术、画廊和艺术家角色的所有定义。艺术史学者格曼诺·切朗（Germano Celant），“贫穷艺术”的命名者和理论家，在其著作《贫穷艺术》（Arte Povera, 1969）中指出，库奈里斯等艺术家的目标是“取消艺术与生活之间的任何等级或分离”，他们使用煤、土、布料、霓虹灯甚至活体动物等“贫穷”的、非传统的材料，就是要让艺术回归到一种更原始、更直接、更具能量的现实经验之中。

2. 边界的爆破：自然VS文化，生命VS艺术

《无题（12匹马）》的核心观念，在于对边界的爆破。

首先，它爆破了“艺术”与“生活”的边界。画廊，这个通常被称为“白立方”（White Cube）的空间，在现代艺术体系中是一个被高度提纯、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圣殿”。在这里，艺术品被赋予光环，观众被要求保持安静和距离。而库奈里斯引入的活马，以其不可控制的生命力——热气、骚动、气味、排泄物——彻底污染了这种洁净与神圣。马，作为“自然”或“前文化”的代表，粗暴地侵入了这个象征着“文化”最高形态的精致空间。著名艺术评论家黄笃在其文章中分析道，库奈里斯的这一行为，旨在“恢复被文明压抑的自然力量”，将艺术从僵化的美学框架中解放出来。

其次，它爆破了艺术家与创作者身份的边界。在这件作品中，库奈里斯并没有“创造”任何东西。他不是一个用画笔描绘马的画家，也不是一个用材料塑造马的雕塑家。他更像一个戏剧导演，或者说是一个“观念的呈现者”。他所做的，只是选择了一个情境（画廊）、一些元素（马），并将它们并置在一起，让它们之间产生的张力自行“表演”。这延续了杜尚（Marcel Duchamp）“现成品”（Readymade）的观念，即艺术家的工作核心不再是手工技艺，而是观念性的选择与语境的转换。但库奈里斯走得更远，他选择的“现成品”是活的、会呼吸的生命。

3. 政治的潜流：阶级寓言与反商业化

在1960年代末的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学生运动、工人罢工等左翼思潮风起云涌。库奈里斯的作品，也无法脱离这个充满政治激情的时代背景。

有学者如Giulia Schirripa分析指出，《无题（12匹马）》也具有深刻的政治寓言性 [[31]][[32]][[33]]。马，在历史上长期作为贵族和权力的象征，但在工业革命后，其地位迅速被机器取代，沦为劳役工具。将马引入画廊这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消费场所，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阶级性的挑衅 [[34]][[35]][[36]]。这些被拴住的、如同工人般存在的马匹，以其沉默而有力的在场，对艺术市场的商业逻辑和画廊空间的阶级属性，构成了一种无声的抗议。

此外，这件作品本质上是“无法被收藏”的。展览结束后，马匹被牵走，留下的只有记忆、照片和一段传奇。这体现了“贫穷艺术”对艺术品商品化的普遍抵制。他们追求的是过程、是经验、是能量的瞬间爆发，而非一件可以被估价、被交易的永恒物件。

通过《无题（12匹马）》，库奈里斯将马从一个被“再现”（represent）的对象，变成了一个直接“呈现”（present）的主体。这匹活生生的马，以其不容置疑的物质存在，迫使艺术从墙上走下来，从基座上走下来，直面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冲突与能量。它不再是任何精神的隐喻，它就是它自己——一匹被囚禁在文化牢笼中的、野性的生命。

从卡特兰被悬置的标本，到德·布鲁伊克被缝合的皮毛，再到库奈里斯被引入画廊的活体，当代艺术通过这三面棱镜，将“马”的形象彻底地分解了。它不再是一个统一、稳定、昂扬的符号。它变得破碎、痛苦、充满矛盾。它既是历史终结的寓言，也是个体受难的肉身，还是文明冲突的现场。而所有这些破碎的片段，最终指向的，都是我们人类自身在当代处境中的真实倒影。

第三章：2026马年新寓言：回不去的荒野与被囚禁的自由

走过了历史的回声，穿越了当代艺术那令人不安的展厅，我们再次回到2026年马年的当下。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当我们谈论“马”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如果徐悲鸿的“马到成功”因其时代语境的变迁而显得遥远，如果卡特兰等人的艺术探索对大众而言又过于冷峻和前卫，那么在日常的文化感知中，“马”这一符号又演化出了怎样的新寓言？

三（一） 速度的祛魅与野性的乡愁

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马的核心价值在于“速度”。它是最快的陆地交通工具，是信息传递的载体（驿马），是战争中决定性的力量。成语“马不停蹄”、“快马加鞭”都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对速度的崇拜。然而，自内燃机发明以来，汽车、火车、飞机的出现，已经从物理层面彻底解除了马与“最快速度”的绑定关系。到了2026年的今天，我们依赖的是高铁网络、是电动汽车、是即时通讯软件。速度，已经高度技术化、数据化，不再需要借助马的肉身来实现。

当“马”最核心的实用功能被剥夺，它的符号意义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它不再是“向前”和“进取”的象征，反而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向后看”的怀旧符号。它代表着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前工业文明的想象。我们看到马，会联想到辽阔的草原、自由的奔跑、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种情感，本质上是一种“野性的乡愁”。

现代城市生活，将我们每个人都高度“驯化”和“规训”了。我们遵守时间表，遵循社会规范，在格子间和固定的轨道上生活。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在某种程度上，都像被套上了缰绳的马。因此，当我们看到一匹挣脱缰绳、自由驰骋的野马形象时，内心会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和向往。这匹马，投射了我们对摆脱束缚、回归本真、释放生命原始活力的渴望。它象征着一种我们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的“回不去的野性”。

正如文化理论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为何凝视动物》（Why Look at Animals?, 1980）中所论述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动物园里的动物之所以让我们感到一种莫名的忧郁，是因为它们提醒我们，人类与自然之间曾经存在一种如今已然断裂的古老契约。动物从我们生活中消失的过程，也是我们自身被异化的过程。马，作为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大型动物之一，它的“退场”和被“符号化”，正是这一宏大历史进程的缩影。因此，在2026年的今天，马不再代表未来的速度，而更多地代表了我们对一个回不去的“自然”过去的浪漫化想象和深切乡愁。

三（二） 从战场到赛场：景观社会中的“完美囚徒”

当然，马并没有完全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在一些高度专业化和仪式化的领域，它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体育竞技，如赛马和马术。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场域中的马，与它们在荒野中的祖先，已经有了天壤之别。

赛马场上的马，是基因工程、科学训练和巨额资本投入的产物。它们的存在只有一个目的：跑得更快，为主人赢得荣誉和金钱。它们的生命被严格地数据化管理，从血统、饮食到训练强度，一切都被精确控制。它们是速度的机器，是博彩业的棋子。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1967）中提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真实的生活已被“景观”（spectacle）所取代，一切都变成了可供观赏和消费的图像。赛马，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景观。我们看到的，是经过精心包装的、激动人心的速度与力量的表演，而马匹在残酷训练中可能遭受的伤病、被淘汰后的命运，则被巧妙地隐藏在景观之后。

马术，尤其是盛装舞步，则将对马的控制和规训推向了极致。这项运动被称为“马的芭蕾”，要求马匹做出各种违背其天性的、高度精准和优雅的动作。它展现的是人对动物的绝对控制力，是一种将野性彻底转化为艺术形式的极致典雅。马在这里，成为了一个“完美的囚徒”，它的每一个动作都必须符合严格的规范，它的身体成为人类意志和美学的延伸。

无论是赛马还是马术，现代体育中的马，其悲剧性在于：它们看似保留了“奔跑”和“力量”的特征，但这种奔跑和力量，是被严格限定、被资本和规则所利用的。它们的野性，被一种更精致、更文明的牢笼所囚禁。这恰恰构成了对现代人处境的又一重隐喻：我们看似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在消费社会提供的无数“赛道”上“驰骋”，但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生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是被一套无形的社会系统所设计和操控的？我们是否也是在景观社会中，表演着一场精心编排的“盛装舞步”的“完美囚徒”？

三（三） 作为精神镜像的“情绪马”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回头看文章开头提到的“情绪马”玩偶（如“哭哭马”）的流行，就更能理解其背后的文化逻辑。

当“马”作为成功和力量的宏大叙事符号，因其与现实生活的脱节而显得空洞时，人们开始自发地寻找新的情感连接点。一个带有“哭”或“丧”表情的马，恰恰颠覆了“龙马精神”的传统设定。它不再是那个永远昂扬、永远向前的完美偶像，而是一个会悲伤、会疲惫、有情绪的、不完美的形象。

这种形象，为当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情感投射对象。在巨大的社会压力和不确定性面前，承认自己的脆弱、表达自己的负面情绪，不再是一种羞耻，而是一种必要的自我关怀和心理调适。人们拥抱“情绪马”，实际上是在拥抱那个同样会感到无力、焦虑和悲伤的自己。这标志着“马”的符号功能，正在经历一场从“榜样”（role model）到“镜像”（mirror）的转变。我们不再需要马作为我们的精神导师，教导我们如何成功；我们更需要马作为我们的精神伙伴，确认我们存在的情感真实性。

因此，2026年马年的新寓言，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张力的故事。它讲述了我们如何在技术的进步中，对逝去的野性充满乡愁；如何在精致的文明景观中，感受到被囚禁的自由；以及如何在对宏大叙事的疏离中，渴望通过一个不完美的符号来照见和安抚我们真实的内心。这匹马，不再奔向一个确定的未来，而是徘徊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徘徊在自然与文化之间，徘徊在公众的期望与私人的情感之间。它所承载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复杂而深刻的集体无意识。

结语：在除夕夜，寻找我们内心的野马

今夜，2026年农历马年的钟声即将敲响。在这场由传统祈愿、商业营销和社交媒体共同编织的符号盛宴中，我们完成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思想旅行。

我们的旅程始于徐悲鸿先生笔下那匹承载着整个民族苦难与希望的奔马。它雄浑、激昂，以不屈的姿态，为身处至暗时刻的国人注入了精神的力量。这匹马，是宏大叙事的产物，它清晰地指向一个统一的目标：救亡图存，民族复兴。它是历史的丰碑，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尊敬。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历史的画卷转向当代艺术的展厅，我们遭遇了截然不同的景象。莫瑞吉奥·卡特兰将一匹精疲力竭的马悬挂在半空，用《Novecento》的沉重，为一个世纪的乌托邦激情谱写了一曲挽歌，也照见了现代人信仰悬空的焦虑。贝林德·德·布鲁伊克则剥去马的皮毛，将它们重新缝合为一具具受难的肉身，迫使我们直面生命的脆弱与共通的痛感，将英雄主义彻底消解于血肉的真实之中。而雅尼斯·库奈里斯则更为激进，他将12匹活马直接牵入画廊，用生命体的闯入，爆破了艺术与生活、自然与文化的边界，上演了一场关于文明冲突与体制批判的现场戏剧。

从一面旗帜，到一个标本，一具肉身，一个闯入者——“马”的形象在当代艺术的凝视下，被无情地解构了。它不再提供简单的答案和廉价的慰藉，而是提出了一系列复杂而尖锐的问题。它不再是我们仰望的图腾，而更像是一面破碎的镜子，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我们自身的困境：历史的终结感、存在的无力感、身体的脆弱感以及在高度文明化的社会中对野性的压抑与乡愁。

今晚，当我们再次在朋友圈发出或收到“马到成功”的祝福时，或许可以多一重思考。在这个速度早已被算法和芯片定义的时代，我们真正渴望的“马”，或许不再是那匹能助我们在世俗赛道上跑得更快的功利坐骑。因为那条赛道上的胜利，可能正如马术表演一样，是一种被精致规训的成功，一种以压抑部分天性为代价的“完美”。

当代艺术的价值，正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它提醒我们，在那匹悬停的、沉默的马身上，在那具伤痕累累的肉身之中，在那匹闯入画廊、惊扰了所有秩序的野兽身上，蕴含着一种更为本真的力量。那是一种敢于直面失败的力量，一种勇于承认脆弱的力量，一种挑战既定规则、保持生命原始活力的力量。

因此，在这个马年除夕之夜，当我们告别过去，迎接新生，我最想送出的祝愿是：愿我们每个人，在追逐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之余，也能悉心守护好我们内心的那匹“野马”。

愿我们保留一份未经驯化的好奇与激情，一份敢于偏离轨道的勇气，一份在喧嚣中保持沉默和内省的能力，一份对自身和他人的痛感保持敏感的同情心。因为，真正驱动我们穿越人生旷野的，或许并非是那份对“马到成功”的执念，而是那份源于生命本身的、不羁的、野性的力量。

新年快乐。愿你心中，野马奔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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