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昱坤
阿伦特思想的当代回响:极权主义阴影下的现代性反思
汉娜·阿伦特的思想穿越时空,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她关于极权主义、平庸之恶和人的境况的深刻洞见,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的复杂困境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理论框架。在2025年的中国,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阿伦特的警告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和重要。
极权主义的现代变体与数字时代的控制机制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深刻分析了极权主义产生的土壤,她指出极权主义并非凭空出现,而是现代性危机中特定元素发生化学反应后产生的致命产物。这一分析框架对于理解当代社会的控制机制具有惊人的解释力。
在数字时代,我们目睹了一种新型控制形式的兴起。肖莎娜·祖博夫提出的”监视资本主义”概念揭示了大型科技公司如何将人类经验转化为可免费获取的原材料——行为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来预测和改变我们的行为。这种控制模式虽然不同于传统的极权主义,但其内在逻辑与阿伦特所描述的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官僚制作为一种统治形式,其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无人统治。这使得责任变得模糊,每个人都只是巨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在算法统治的时代,这种”无人统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当代社会的算法决策过程往往是一个”黑箱”,即使是设计者也无法完全解释其为何做出某个特定判断。当一个人的贷款申请被拒,或者一个求职者被筛掉,他们往往无法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是一种”无人统治”的升级版——”算法统治”。参与作恶的不再是官僚,而是数据科学家、产品经理和那些盲目信任算法效率的决策者。他们都处于一种阿伦特式的”无思”状态,专注于技术实现和性能优化,而放弃了对算法伦理后果的判断责任。
平庸之恶在数字时代的升级与扩散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提出的”平庸之恶”概念,在数字时代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她指出,”艾希曼的所作所为是纯粹的,史无前例的,也是极其肤浅的无思的结果。正是这种与现实的隔绝和无思,才让他能够犯下滔天罪行”。这种”无思”状态在当代社会变得愈发普遍。
在企业界,一个程序员可能只是在编写一段优化广告投放的算法,但他没有去思考这段算法是否会利用人性的弱点、加剧用户的成瘾行为,或者在招聘中歧视特定人群。2018年亚马逊公司被曝出其内部使用的招聘AI系统,因为基于过去十年的招聘数据进行训练,而这些数据本身就存在性别偏见,导致该系统会自动给女性求职者降分。编写这个算法的工程师们,很可能就像艾希曼一样,只是在”解决一个技术问题”,而没有思考其伦理后果。
在金融界,一位分析师可能只是在设计一个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以符合监管要求并为公司赚取最大利润,但他没有去思考这个产品是否会放大系统性风险,最终导致无数家庭破产。2008年金融危机中,那些销售次级抵押贷款证券的银行家们,大多认为自己只是在做”合法”的生意。这些人都不是恶魔,但他们共同促成了巨大的伤害。
人的境况在数字时代的重构
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区分了人类”积极生活”的三种基本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这一分析框架为我们理解数字时代的人类存在状况提供了精密的工具。
当代社会是一个”劳动动物”取得全面胜利的社会。经济增长、生产效率和消费水平,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2025年的消费主义社会,正是这一趋势的极致体现。”快时尚”产业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服装被设计成只能穿一季甚至几次,消费者被鼓励不断购买新款式,以跟上潮流。这导致了惊人的浪费和环境污染。整个产业链上的工人,则被锁定在低工资、高强度的重复性劳动中。
外卖和快递行业的兴起,极大地便利了我们的生活,但它也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劳动动物”阶层。外卖骑手被算法精确地控制着,他们的工作就是不断地重复取餐、送餐的过程,其价值完全由完成订单的数量和速度来衡量。在这种模式下,工作本身的意义被剥离,人被简化为效率机器的一个部件。正如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所分析的,现代人看似自由,实则成了不断”自我剥削”的”功绩主体”,我们每个人都成了自己的监工,驱使自己去追求更高的效率和更多的消费。
公共领域的衰落与数字时代的政治参与
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衰落深感忧虑。她指出,”社会的兴起,总是以公共领域的衰落为代价。因为社会关注的是生命过程,而政治关注的是我们共同的世界”。这一观察在当代社会得到了惊人的验证。
当所有人都退回到自己的私人世界,去追求各自的”小确幸”时,共同的世界就无人照料,任其败坏。这种趋势在今天的城市化和社区生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郊区化的生活模式,鼓励人们住在拥有独立花园的大房子里,驾车出行,在大型购物中心消费。这种生活方式在物理上就隔绝了人与人之间自发的、非正式的交往。社区里的邻居可能老死不相往来。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非但没有扭转这一趋势,反而可能加剧了它。人们宁愿在虚拟空间与陌生人争论,也不愿与隔壁的邻居讨论社区垃圾分类的问题。政治参与被简化为网络投票或转发帖子。这种公共生活的空洞化,为民粹主义和强人政治的崛起提供了条件,因为当公民社会虚弱时,人们更容易将权力完全托付给一个承诺能”解决一切问题”的领袖。
判断力的重建与思考的责任
面对”平庸之恶”的挑战,阿伦特将希望寄托于个体”判断力”的重建。判断力,就是在没有普适规则可循的情况下,对具体的、特殊的事物做出判断的能力。它既不是简单的逻辑推演,也不是纯粹的主观感受,而是一种与世界和他者相关的思考活动。
阿伦特借用苏格拉底的模式,将思考描述为”我与我自己的无声对话”。这个内在的”我”是”二合一”的。当你在思考时,你既是发问者,也是回答者。这个过程会让你审视自己的言行,并与自己达成一种内在的和谐。一个惯于思考的人,不会轻易作恶,因为他无法忍受与一个作恶的、充满矛盾的”自己”共度余生。
在2025年的教育和个人发展中,培养这种”二合一”的思考能力至关重要。这要求我们的教育不能仅仅是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训练,更要鼓励批判性思维、苏格拉底式的提问和价值反思。例如,在法学院或商学院的课程中,除了教授法律条文和商业模型,更应该引入伦理案例讨论,迫使学生去思考”合法”与”合乎道德”之间的距离。
爱世界:在黑暗时代中的希望
贯穿阿伦特所有思想的,是一条隐藏的主线,那就是她所谓的”爱世界”(Amor Mundi)。这并非一种多愁善感的情绪,而是一种清醒的、承担责任的态度。它意味着,尽管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不公和荒谬,尽管人类的行动充满了风险和脆弱性,我们仍然选择去热爱这个我们与他人共享的世界,并为它的存续和改善而努力。
这种”爱”,体现在我们愿意投身于充满不确定性的政治”行动”,愿意与不同的人去共同构建一个”共通感”的判断,愿意去捍卫那些使我们共同生活得以可能的”世界”的持久性。在今天,我们纪念汉娜·阿伦特,但她的思想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满生命力。她像一位穿越时空的哨兵,警告我们那些正在逼近的危险:一个由算法驱动的、无人负责的平庸之恶;一个将越来越多的人抛弃为”多余”的体系;一个被消费主义和娱乐所掏空的公共领域。
但她也给予了我们希望。这希望不在于任何救世主或历史必然性,而在于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诞生性”——开启新局面的能力。只要我们还愿意去思考,去判断,去言说,去与他人共同行动,那么,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自由的火种也永远不会熄灭。
2025年,以及更遥远的未来,人类将走向何方?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要找到前行的道路,我们依然需要汉娜·阿伦特这位”在没有扶手的情况下思考”的勇敢旅伴。她的著作,就是那张邀请我们加入这场危险而又壮丽的智识探险的请柬。接受这份邀请,就是对她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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